第三，当地的公安，救护，消防部门完全有理由和能力对陈波进行强制性的行为，让陈波交还溺水者或者进行施救。连城管都能对商户下命令，何况公安呢，而当地 的相关部门在事发现场的不作为，证明了他们和陈波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很有可能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他们不能上一条船。
–韩寒《一条船上的人》
为了垄断捞尸这项业务，陈波多次警告渔民不许捞尸，否则“砸你们的船，烧你们的网”。这话听着这么熟悉，像《洪湖赤卫队》的唱段“狗湖霸，活阎王，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与之前轰轰烈烈的悼念仪式、英雄赞歌相比，至今荆州官方也没有对捞尸勒索天价的事给个说法。
更有意思的是，当地海事、公安等居然都没有打捞设备，也就没有下水打捞三位大学生；唯一下水的“公权救济”竟是一位消防战士，仅几分钟，他就被 冻得上岸了。在出事的宝塔湾江段——据说是溺死者“前仆后继”的地方，怎么各个职能机关都事先讲好了一样，“统一”不配备打捞设务，这不明显成全了陈波的 捞尸垄断吗？
[按：黄亚生教授所言的左派，与日常我们谈论的老左或新左均有不同。]
我认为中国需要左派，这里我所指的左派，是一种“合成”左派。他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
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比右派更能促进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更能提高中国人的福利，也更能使中国接近民主体制。我的 推理建立在以下几个前提之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前提不成立，那我的推理和结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必须先把我的前提说清楚。对于这些前提的是与非，我们可以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希望对以下推理的逻辑，我们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第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现在的右派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不挑战现行体制的。这和1957年的右派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右派知识分子倡导价格改 革比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更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比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更积极。到了2009年，中国右派学者至少不会积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但在十年前，中国 右派知识分子——主要是经济学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必要或者经济改革本身就可代替政治改革的大有人在。
中国左派也不挑战现行体制，也就是说在体制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右派和左派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评估左派和右派时必须去看他们在其它问题上的主张和 观点。这样说可能对右派有些不公平，也许下面的说法更客观：左派可能比右派更拥护现行体制，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动地接受现行体制。这是我第二个前提。
第三个前提是我文章最初所说的，左派不是僵硬的意识形态型的。 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左派作为一种“品牌”是有严重缺陷的。我们一说起左派就想起张春桥、姚文元，其实无论中国需要什么，也不需要张春桥、姚文元。
左派和人民福利
传统的左派看到穷人利益受到破坏，他会难过，他会气愤，他会主张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的利益。比如左派会更支持劳动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收 入再分配以及给农产品补贴等政策。而右派都是反对这些措施的，这并不是说右派不关心穷人利益，而是因为中国的右派和其他国家的右派一样都反对政府干预。右 派的观点是，政府直接干涉经常是事与愿违，是达不到保护穷人和弱势者利益这一目的的。 (more…)
“体制内”吃鸭记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钱真多 2009-10-30
不久前回到我热爱的深圳吃海鲜洗桑拿。结果，当地的朋友说，吃海鲜落伍啦，如今我们热爱去南海吃鸭子。朋友随后花半小时向我描绘，那一锅鸭子如何鲜美，他们如何常常连夜往返深圳南海两地，只为吃那一锅鸭子。我越听越奇，南海在佛山那边，深圳开车过去，来回路程约是三百多公里，过路过桥费就得三百多，油费又得三四百，一锅鸭子做得再精致也不过两三百元，这个这个，如此性价比，让我想起创业板的高市盈率。朋友哈哈笑着说，就你会算账啊？得，周末带你去一趟吧。
周末，朋友好事做足，索性开车到楼下来接我。我一看，咦，怎么是辆“特殊车”啊。说特殊，是因为这类车在中国的道路上，因为公务、警务、紧急公共事务，可以超速，可以随意变道，可以不缴过路过桥费，可以……可以依靠这些待遇，从深圳飞奔去南海免费吃一顿鸭子。开车的是位精干男子，朋友介绍，是某系统某位公务员，此壮男笑嘻嘻地十分和善，又分外健谈，一路上不停地逗我们说笑，让人感叹公务员待人接物的素质实在是高。 (more…)
[唐德刚先生过世，特摘《袁氏当国》中一段妙语以表悼念。]
……真正的忠臣，体谅领袖苦心之后，按照领袖的苦心，主动地去执行还是不够的。万一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你还要为领袖背尽一切黑锅，负尽一切责任。领袖如果为了 化解他自己的责任，而要向你借头一用之时，你得慷慨捐头而口无怨言，是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义士。古人所谓死士，即彼 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者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领袖的绝对信任，成为领袖的心腹，去享荣华、受富贵。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势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经发觉，那你就是自掘坟墓了。
–《袁氏当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寓言的素材从来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近日在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2009年秋季开学典礼上说: 要时刻告诫自己：贪官敛财，从来都祸及子孙；廉官清白，多数能荫泽后代。要自觉做到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物不拿，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做一个组织和群众信赖的人，做一个同事和朋友敬重的人，做一个亲属子女可以引以为荣的人，做一个回顾人生能够问心无愧的人。(
本人读外国古典文学，纯属于热心过头的门外汉。这两年，北大的朱孝远教授发起了“海豚文库”，专门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的汉译开了一个系列，受到 读书界的广泛关注，这真是非常伟大的功业。哈佛大学的I Tatti Renaissance Library这套丛书，译介的范围仅止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拉丁作家；而我们就只看“海豚文库”已经出版的四册，除了彼特拉克《秘密》外，还有英国的 《不列颠诸王史》，有拉丁文学，也有新兴起的俗语方言文学。当然，书里虽有的地方没有明说，但看起来基本上都还不是直接译自原文，而是主要参考了英语学术 的已有成果，这也是合乎实情而不可苛求的。最新出版的一册，题为《文艺复兴喜剧选》，是我最感兴趣的，篇目包括了阿里奥斯托《列娜》、阿雷蒂诺《马房 主》、英特罗纳蒂剧社《迷局》和瓜里尼《忠贞的牧羊人》四部。我收集的为数不多的几册ITRL中就有一册《人文主义者喜剧作品集》（Humanist Comedies），那仍属于新拉丁喜剧的范围。意大利的俗语作家最初怎样写喜剧的？是否依然甩脱不了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影响？对此话题有兴趣的读者，恐 怕都要来读一读此书。
当拿到这本《文艺复兴喜剧选》之後，第一眼看到了译者的署名：“北京大学文艺复兴喜剧翻译组”！这是多么容易令人产生敬意和 信心的署名啊。这表明，这样一部专门的文学选集汉译本，出自于中国大陆最具人文学术水准的学府，译者虽众，但是个“组”，让人联想起三两素心人彻夜磨砺学 问的优美画面来，跟“三个臭皮匠，抵一诸葛亮”，岂可同日而言之哉。但是读书之人，不能光读书的封面的，开卷後第一眼，我就傻住了——正好瞥见阿里奥斯托 《列娜》前面的简介有云：“除《列娜》外，他还著有喜剧《我猜想》（I Suppositi），并于1566年在宫廷礼堂上演”。就算是一天也没学习过意大利文，好歹我也知道意大利文中I没有第一人称的意思，而应该是阳性复数 名词的前置词，用法类如英语里面的the。阿里奥斯托不是什么生僻作家，其作品的题目我大概有点儿印象，根本没有什么《我猜想》这类意思的名字。遂查考了 几本英文的意大利文学史。知过去英语学术界对此标题有两种译法：其一，以suppositi为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语suppositum（假想）之复 数，George Gascoigne贡献的第一个英译本，题目即译作“Supposes”，需要指出，这部英译本的喜剧首演时间，才是上面所提到的1566年，而原本在费 拉拉（Ferrara）首演的时间乃是1509年；其二，1996年的“意大利戏剧研究丛书（Studies in the Italian Theatre）”中，有一部意大利喜剧集，其中收入此剧，译作“The Substitute”，意为“接替”或“交换”，这与维基百科网的意大利文版附注之译名（Gli scambiati）相近，与其情节相合（演一干人物互换身份），剑桥本意大利文学史也采用了这一译法。
第一眼如此，也不足影响我读下去的信心。但往後读下去的结果，真的是笑声越来越大，读喜剧而发笑，并不奇怪，但是更招人乐的是翻译者的大胆胡来。无暇穷尽其谬误，随手翻摘一二，聊供解颐。 (more…)
Professor Donald Clarke testified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iquan (维权, “rights-upholding”) lawyers and the state.
2009年10月15日，清华大学在明理楼模拟法庭隆重举行“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签约暨聘任仪式。著名旅美法学家冯象博 士受聘担任“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顾问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前检察长贾春旺、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贺美英 等出席签约仪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江苏新华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华、梅汝璈先生之子梅小璈，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 振民出席并致辞。清华大学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清华大学法学院部分师生百余人参加仪式。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主持。
仪式上，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黄建华、江苏新华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华、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代表各方签字。韩景阳同志代表清华大学为冯象博士颁发“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聘书。
签约仪式后，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在工字厅西厅亲切会见了冯象博士、梅小璈先生、孙志华董事长。
据悉，江苏新华发集团有限公司捐款1200万元设立“新华发——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基金”。韩景阳同志在讲话中对江苏新华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孙志 华先生的慷慨捐助表达了衷心感谢。孙志华先生在讲话中，表达了一个企业家对国家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事业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利用社会资源，设立冠名讲习讲授，吸引世界一流学者任教，是国际一流大学行之有效的经验。为了吸引优秀学者来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在孙志华先生 慷慨赞助下，清华大学决定以清华校友、著名法官梅汝璈的名字来命名该讲席职位。梅汝璈先生1916－1924年在清华学校学习，1924年考取清华公费赴 美留学项目，入读斯坦福大学，1926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士学位。同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192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从事 法律教育和研究工作，1946年被中国政府指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在这场世纪大审判中为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正义事业奋力拼争，出色完成了国家和历史交 付的庄严使命，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首要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梅汝璈先生曾经说过，“受了清华的教育，就意味着对国家、民族应当有什么样的担当。”用梅汝璈 先生的名字来命名该教职，其目的就是希望新一代清华法律人能够学习、继承梅汝璈先生对法治和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对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庄严承诺以及他高尚 的爱国情操。
冯象先生少年负笈云南边疆，是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Ph.D）和耶鲁大学法律博士（J.D）。曾经任教于香港大学，并 在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客座、兼职教授。他的研究领域跨越法学和文学，发表了很多有份量的文章，出版了很多具有很大影响的法学和文学作 品。冯象博士精通十数种语言，包括希腊文、意大利语、希伯莱文、拉丁文、古拉丁文、俄语、法语、古法语、德语、英语、古英语、中古英语、威尔士语、古冰岛 语及亚兰语等。他已经于2009年10月正式到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
利用社会资源设立“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迎接2011年百年校庆人才引进的一个重大举措，该讲习的设立和冯象教授的加盟对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