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y of a Black Girl Ruby by Robert Coles
Nov 28th, 2007 by guo rui
（作者简介： Robert Coles 是哈佛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精神科研究学者，也是医学人文学科、精神科及文学教授。他的著作有一套五册“危机儿童”系列(The Children of Crisis)，曾获普立策奖；其他还有《故事的呼召：教导与道德想象力》(The Call of Stories：Teaching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儿童的灵性生活》(The Spiritual Life of Children)及《哈佛手记》(Harvard Diaries)。）
当联邦法官下令四个黑人小女孩入读两所新奥尔良的白人小学时，你会以为魔鬼亲自驾临这古老的国际港口城市。到处有街头暴乱示威，恐惧愤恨弥漫全城。
1958年我被征入空军。作为精神科医生，我被分派到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市(Biloxi)，主持一所精神病院。当时我对空军某些政策颇有质疑挣扎，于是决定到新奥尔良去接受心理分析，因那里有个训练所。正因如此，我才得知新奥尔良种族暴力和社会动乱的火头正烧得炽热。
一天，我比预约的时间早到了，便决定到其中一间学校去看个究竟。在法兰兹学校(Frantz)门外，站着一大群人，尖声呼喊着：那时是下午二时，我察觉到他们似乎在等着什么，便问其中一人到底有什么事。
他说：“她半个钟头内便会出来了。”
我说：“她是谁？”
我所听到的回答，是各色各样恶毒鄙俗的称号。我决定留下来看个究竟，哪怕会失了医生的约。
不久，校门出现一个小女孩，她是毕路比，身旁有几个联邦警长伴着。她一出来，人们便涌过去，他们喊她这个，又叫她那个，冲拳舞爪，说她死期将至，恐吓要杀死她。等到她乘车离开，我好奇想看看还有谁跟着从学校走出来；哪知道原来学校已空无一人，因为白人居民彻底杯葛这所学校。就在1960年的秋季，一个黑人小女孩独个儿走到美国小学去上课。这是美国历史的一页。
我南下之前，曾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工作，专门研究患小儿麻痹症的孩子。那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小儿麻痹疫症了。当时我研究患病儿童所受的压力，并曾向美国精神科学会呈报研究的结论。
到了新奥尔良，我对自己说，何不就在这里再做一次研究？这里也有张力——社会张力。我大概可以在回家前再做一项小小研究，再向美国精神科学会多呈交一篇论文。
蒙一位纽约黑人心理学家祈勒(Kenneth Clark)，以及当时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法律基金律师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两人的协助，终于联络上毕路比和她的家人。我和太太一同到毕家去，深知这家人受着极重的压力。
“你好吗？路比。”每星期我两次这样问她，每次她都说：“我很好。”
“毕太太，路比近况怎样呀？”
“她很好呀。”
我修读儿科和儿童精神科，学会问这样的话。一般来说，孩子和父母回答的时候，会流露不安的迹象。
“毕太太，路比睡得好吗？”
“好，路比睡得好。”
“你肯定她睡得好？”
“是的。”
“那么，路比的胃口怎样？”
“很好。”
“你真肯定她的胃口好？”
“很好。”
“路比放学回家时，你看她和同学相处得好么？”
“路比回家时很好，她玩耍，有时看带回来的书。或者说她试看看书吧，她才一年级，才刚学认字哩。”
“路比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呢？”
“没有，她看来并没有太不开心。”毕太太说。
我对自己说，也许毕先生毕太大不懂怎样观察这些症状吧。每逢那些住在波士顿近郊富裕有钱的父母来见我的时候，我总知道他们很懂得观察子女的症状。至于路比，她只不过不察觉自己的不安罢了。她始终会察觉到的；若不，我也会察觉出来，然后告诉她。即或不告诉她，我也会告诉全世界，因为全世界正等候我们的消息哩。
如是者日复一日，星期复星期，月复月的过去。一天，那每天看着路比独自坐在课室的老师对我说：“老实说，我不明白这孩子，她看来很快乐，每天上学都是开开心心的。”老师描述她怎样在警长陪同下，天天穿过群众进入学校上课。
于是我说：“其实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我想有时人在极度压力下也会极力撑着，要花许多时间才能发现他们到底内心有多不安。”接着我记得在儿童精神科实习时，曾学过叫孩子绘图画，可能从他们所画的图画中会有所发现。
路比画了几张图画，十分有趣，流露出她对白人的观念，觉得他们又大又强壮，黑人则易受欺负。我对她指出这一点，她就说：“是的，他们白人确实强大些。”我心里这样想，“唔，对她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下出奇。”
我一直追问她的近况和生活适应得怎样，就开始注意到这才六岁大的小女孩双亲极之穷困，又是文盲，连自己姓名也不会写，他们天天受着极度的压力，却似乎毫无怨言。相反地，在波士顿富裕的人家都是白人，却为种种缘故，陷入各样困难之中。你说吧，这个怎么解释呢？我自问自己无法解释，收集了这许多资料，却越来越感到困惑。
毕路比三岁便来到新奥尔良，她父母是格林镇附近的佃户。后来我们发现，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种人被称为没有文化的愚民：可怜的人，可怜的黑人。
毕先生替人看门房，毕太太日夜照顾三个幼小孩子。孩子晚上睡着以后，她就到人家的房子去做洗刷的工作，常常夜半才回家，睡几小时，便又要应付明晨的生活了。两夫妇当然希望他们的孩子过得好一点，不再像他们那样苦。
一天，老师对我说：“今早我看见路比跟街上的人说话。她停了步，好像对路人说什么似的。”每天早晨八时，至少有五十个人等着她来：到了下午，又另有五十至七十五人待在那里。
那一晚，我们到路比家去，我同她：“路比，你今天好吗？”
她说：“很好。”
“我今早跟你老师谈过，她说她曾同你今早回学校时的情形。”
“我记不起了。”路比说。
“老师说看见你跟街上的人说话。”
“啊，是的。我告诉她我不是跟他们说话，我不过为他们祷告罢了。”
“路比，你为那些人祷告？”
“是啊。”
“真的？”
“是。”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需要人为他们祷告。”她回答。
“他们需要吗？”
“是啊。”
“路比，为什么你觉得他们需要你为他们祷告？”
“因为我应该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我应该这样做喽。”
这时路比的妈妈走进房间，她听见我询问的话，便说：“我们告诉路比要为这些人祷告，这是很重要的。”她说路比把那些人的名字列出来，晚上逐一为他们祈祷。
我说：“真的吗？路比，你晚上也为他们祈祷？”
“噢，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需要人为他们祈祷。”毕太太告诉我，路比的主日学老师告诉她，要为人祈祷。后来我发现他们那浸信会的牧师，也为那些人祈祷，每主日都公开地祈祷。
我对毕太太说，后来又对毕先生说：“你知道吗？我真觉得这样要求路比太过分了，要知道她已遭遇这么多折磨。”他们看着我，十分困惑的样子。
“我们叫她为人们祈祷，不是要伤害她或什么的。”毕太太说：“但我们相信应该要为这样的人祈祷，路比也应该这样做。”
然后，她望着我说：“你认为他们是否需要人为他们祈祷？”
“对的，我同意，”我说：“但仍然觉得叫路比为那些人祈祷，实在有点太过分。”
我对太太说：“我不明白这小女孩为什么要为这些人祈祷一一她就算不做这件事，亦已经够她受了呀。”
太太说：“这是你的想法，也许她不是这样想哩。”
然后她问我：“如果你一天之内，要两次面对这样的群众，你会怎样做？”
“我可以告诉你，”我说：“对于这样对待路比的人——例如说喊着要杀死她，我绝不会为他们祈祷。”
我太太假设这样的场景：“我想象你要穿过一群暴民，才可以进入哈佛的教职员会所。早上进去，下午出来，都要经过这群暴民，连警察也保护不了你，你会怎样？”(新奥尔良的市警不肯保护路比，所以要出动联邦警长。)
我向太太保证我不会为那些人祈祷。我会这样做；第—，我会报警；路比不可能报警，因为警方站在群众那方。第二，我会尽快找一个律师；路比没有律师，她出生时根本连医生也没有。第三，我会立即转向群众，用知识和道理去折服他们。这班人算得什么？他们的脑筋有问题，从社会经济，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和心理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边缘人；但路比不懂用这些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语言去对付这班人，她甚至不会骂他们王八蛋。
第四样我们同意要做的，当然就是写一篇文章，畅述我的遭遇，甚至可以发展成一本书。但路比这时才开始学习认字写字。
除了路比，在田纳西州小石城和克林顿市，后来在亚特兰大，我们也认识了许多这样的小孩子，都是六十年代南部出生自低下家庭的黑人孩子。他们一再表现同样的态度，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是为了个人的尊严？祷告的尊严？我第一次跟路比提及这件事之后，过了几星期，我又再向路比提出这祷告的问题：“路比，我还是不明白，我想不通为什么要你来为这样的人祈祷，他们一星期五天，每天两次这样对待你。”
“噢，”她说：“那就特别应该由我来祈祷。”
“为什么偏要你呢？”
“因为倘若你既承受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就是该为他们祈祷的一个了。”然后她引用教会听来的话告诉我，牧师说耶稣受了许多苦难，而祂对那些迫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活在六十年代年幼的路比能为新奥尔良街头的人，说这样的话。像我这样的人，怎去解释这件事呢？不管从心理学或其他理论角度，这个都说不通。
我当然可以世故地说，路比也许根本不懂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对太太发表这见解，她说：“至少她说了出来。我知道许多有财有势的人，就是那些白皮肤的人，我敢打赌不会说这样的话。”
“包括我，”我说：“我不会说。”
“正是这样。”太太回应说。
这样，我该怎样做？断定路比和她的家人是被虐狂者？批评他们说自己也不懂的话？说他们未上过大学，不晓得基督所说饶恕迫害者的实在意义，原来有甲乙丙等哲学神学家的不同解释？
后来，当我谈及新奥尔良街头的群众，人家便会告诉我，那种人没有知识，顽蛮粗暴，自然有这样的举动。我觉得有道理，他们不过是街头无知的可怜虫，没受教育，有那样的行迳毫不出奇。
可是，有一天太太和我追溯二十世纪的历史，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德国；没受教育的人口不算多。在人类历史中，德国是最有教育的国家之一。他们有一流的大学学府，文化丰厚多采，是歌德、席勒、佛洛伊德、爱因斯坦的国家。其他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也名震四方。还有哪个国家有如此文明？然后希特勒在1933年登位，细读德国历史便知道，不消几个月后，纳粹党手下已有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大学教授；更遗憾的是还有牧师、神学家、哲学家、精神枓医生，皆纷纷为之效力。教育、传统和文化，都拦阻不住德国迈向大屠杀之路。
这里却有个小路比，没有读过什么道德分析学或系统伦理学；我们热爱的书，她全没有读过。然而，不知怎的，她就那样走过那堆群众，为他们祷告，每日如是。过了一年，学校勉为其难地不再分种族了，她仍继续祷告，引用圣经，引用耶稣在加利利所说的话、所讲的故事，
我并无意倡导什么反理性主义，但事实上，怎样才称得上是良善的人，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摸索。我所谓“良善的人”，并不是发展心理学家所说的那种，例如“路比，看，这里有好些测验给你做，要测测你的道德发展到什么阶段。这里有些不同的个案场景，你遇到这些情况会怎样做？我们会把分数计好，就可以知道你的等级了。”这些假设场景可能很有趣，一个人在实验室的测验成绩可以十分优越，可是落实到实际生活里，他是否每日生活都能这样光明磊落？这个问题的答案该值得我们一再思想。
我记得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许多时回到房间，总会有个女人在那里打扫收拾床铺。五十年代的哈佛，我们给这些女人一个名字，就是阿婶。
我们从来不知道她们的真正名字，她们不过是我们的阿婶，为我们打扫清理房间。有时我们心情好，会体贴地谢她一句；不过，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没有谢谢她，也记不清多少次火炉里有一两个摔破的啤酒瓶，知道最后总得由她来清理。到底她们是受聘做这工作的。到圣诞节，我们会给她们一份大打赏：却从不说谢谢，也不说“麻烦你”，从不作任何沟通交谈。
当然，同一时间我们在上课学习，例如心理学啦，学习什么叫做与人同感共鸣(empathy)。我们可以花一个钟头洋洋洒洒的大写什么叫同感心，取个甲等成绩；但是，我却说不出阿婶的名字。学校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那并不是课程之一。不论是主修科还是选修科，它如今仍然不属课程之内。当我看着我的孩子读那些伟大哲学家的书时，心里满是问号。到底怎样的教学，才可使所教的实在融入人的生命里？
说到这里，到底有何结论？基督教导我们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那孤独的、受害的，软弱的——柔和谦卑的——会在恩典中被燃点，表现出超凡的尊贵。从那个意义来说，他们不但承受来生，并且得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些学识金钱能力充裕的人，只能满肚狐疑地睁着眼看，搅尽脑汁寻求答案。这实在叫人费解，对吗？这是奥秘，正如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说：“奥秘，是现代人脑筋的一大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