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李承鹏
重庆大坪中学女子足球队在土耳其砍瓜切菜战胜世界诸强勇夺冠军一事，经重庆的同行起底，经傅亚雨详细追踪详细报道，三天后国人都知道了，这，其实是中国女子少年队冒名顶替去打别人纯粹的学生军。感谢同行们有勇气揭露部分真相，但重庆体育局方面声明“此事和体育局足协无关，这只是重庆大坪中学个体行为”，这是在说谎，如无体育局和足协的配合，要调动整编制的中国少年女子足球队出国打比赛，基本上连出国手续都办不全，这就像调动了一个整编制军队去国外打击海盗，中国军方却不知情，却推说这是渔民们的个体行为……
论罗尔斯两种正义论之间的不融贯
Thomas Pogge
谢世民（中正大学哲学系）、吴瑞媛（清华大学哲学所）译
董玲审订
一、前言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国内正义论，用意在于为评价、设计和改革一个社会的制度秩序（基本结构），提供道德上的指引。1二十八年之后，罗尔斯出版了他的国际正义论：《万民法》。他把这部著作说成是国内正义论的延伸。
两部著作的关键都运用了思想实验，都藉助了一个想象的、由一群慎思明辨的理性人（或所谓的「协议者」）所组成的议坛（「原初场所」）。在国内正义论中，这些协议者代表个人，而且每个未来公民都有自己的代表；原初场所的设定则是在模拟人的自由与基本的平等关系。这些协议者的任务是去协议出一项公开的正义判准，以作为评比所有可行的基本结构之根据。在这过程中，这些协议者一方面要保护自己所代表的公民，维护他们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却隔着无知之幕，不知道这些个别公民的特征和处境。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代表的公民有什么信仰、价值、品味、欲望和资质禀赋，甚至也不知道这些公民所在的社会目前处于什么样自然或历史环境，而在这种无知状态下，这些协议者必须对社会正义的公开判准达成同意。根据一连串复杂而严格的论证，罗尔斯试着去证明，这些协议者所会选择的，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公开判准，也就是他所倡议的、带有两项优先规则的正义两原则（TJ 266-7）。
在他的国际正义论中，罗尔斯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去设定原初场所和操作他的思想实验。有四项差异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慎思明辨的理性协议者代表各种民族，而非代表个人，因此国际的原初场所模拟的是，民族的自由与彼此的平等关系。第二，协议者所代表的对象，不是所有的民族，而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只代表生活在良序社会的民族，也就是那些依照自由主义的制度秩序来经营共同生活的民族，以及那些依照开明的或可接受的（decent）制度秩序来经营共同生活的民族，其余的民族（包括流氓国家、极度匮乏的社会、绝对王权的国家）则被排除在外，不具平等的地位，因此也没有受到同等的尊重和容忍（LP 4, 63）。第三，隔着稍薄一点的无知之幕，这些协议者知道他们所代表的，是实施自由制度的民族，还是实施开明制度的民族；因此，罗尔斯以两次思想实验分别去证明，自由制度民族的代表者彼此所同意的，和开明制度民族的代表者彼此所同意的，虽然独立达成，但会相同。第四，更重要的是，在国际的原初场所中，代表所被赋予的任务，和他们在国内的原初场所相比，有显著的差别：出乎大家的预料，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去同意一项公开的判准，以作为评断、设计和改革国际制度秩序的根据，而是去同意一组良好行为的规则，以让参与合作的各个民族（相互期望彼此）去遵守。
这些差别都相当明显。我除了将讨论其中的第一项和最后一项之外，也将讨论一项较为不明显、但也很重要的差别。不过，先让我简要地评论一下这两种理论共同接受的、解答道德问题的一般理路、取向。
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
伊斯特伍德越到晚年，风格越是沉郁、透彻，灰白、平缓。这是部伟大的电影，取材1928年的“怀恩·威尔虐杀儿童案”。许多议题在我心中拥挤，不知一篇短文中，拿出来说与不说。
20 年代的洛杉矶，克瑞斯汀娜，一个电话公司的单亲妈妈，她7岁的儿子华特走失了。几个月后，警察送回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声称自己是华特。队长说服克瑞斯汀娜，孩子在磨难中会面貌大变。但孩子的身高、牙医记录、对老师同学的记忆，甚至被割掉的包皮，都显示他是人家的孩子。几个回合后，警方为掩饰错误，将克瑞斯汀娜扔进了精神病院。 (more…)
我们吃的粮食并不安全。
在粮库，有一句话，叫做“粮库钱没腰，看你捞不捞。”上至粮库主任、副主任，下至化验员、保管员，甚至是干活的临时工，以及更夫，门卫，都有“发财致富”之道。
最好的捞钱时机，就是每年粮库收粮的时候。粮库内部从上至下，人人做好的准备，大家跃跃欲试。筹钱的筹钱，拉关系的拉关系。干什么？倒粮和拼缝。
所谓倒粮，就是你先从农户手中以低于保护价的价格把粮食收上来，现粮库的保护价把粮食卖给粮库，从中挣取差价。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农户要把粮卖给倒粮的人，直接送粮库不是可以增加收入吗？这你就不知道了。一个农户，除非他和粮库里的人认识，而且关系不错，否则他直接送粮到粮库，是卖不出一个好价钱的。因为粮车到了粮库之后，要经过排队、扦样、化验、检斤、卸车等环节。那一个环节都可以找借口剥你的皮，让你得不偿失。 (more…)
[林斤澜先生去世。新浪网站上开了专门的纪念网页，只是看网页上净是不着边际的应景话，实在让人难受。有些人不愿意提林先生的《十年十癔》这样直面制度黑暗和人性恶毒的的大作。他们承受不起。帮闲文人总是要把血性汉子说成和他们自己一样，以便证明犬儒心态、粉饰太平和八面玲珑并不只是他们一群人专有。像《五分——十年十癔之五》这样铁骨铮铮的作品，他们总会视而不见。]
五分——十年十癔之五
林斤澜 著
吓死人了，立这么个碑。
谢谢你们，我在这里磕头了。现在咱们不兴磕头，倒是日本还有保留。我一想到感谢你们，眼前就出现日本女人跪在“榻榻米”上磕头的形象，觉得那才能够表达此刻的心情。我还看见那女人身材苗条，头发厚重，脸色苍白，那就更好了。那是我姐姐。
家属只剩下我一个单身女人，我代表列祖列宗，如若不绝后，还代表未来的单支独传的子孙，感谢我姐姐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好心好意一片大好形势，给我姐姐修坟，还要立一个碑，刻上：
“一九五○年错定为地主家庭。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一九六○年错捕入狱。一九六八年错判无期。一九七○年错杀身亡。”
乖乖，这可是一块五错碑。立在那里，叫人一看——惨！我不同意。
你们说我是惊弓之鸟，害怕又惹出事儿来！
你们以为我想着这样的碑，立不长远。你们会说要是形势再变，不是我姐姐一块碑的问题，全完！
你们也可能笑我死脑筋，怕影响不好。怕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怕后代不理解。
你们十九还得说我脆弱。有几位的眼光里，还流露出来疑心我落下了精神病。
告诉你们，我是怕。不过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我想怕，偏偏怕不起来。怕着一点好，省得又麻烦。可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呀！
我心里恨着：怎么不是四错，也不是六错，冤家路窄来个五错。你们不知道我唯独见不得五字，先前也不这样，后来，忽然，要是冷不了碰着撞着个五，我立刻血管紧张，胃痉挛，心慌，头晕……生理反应。要是说这也叫怕，行了。好比吃了肉恶小叫做怕肉。我生理上怕这个五字。
我建议：碑的正面，光是名字。连“之墓”都不要，你们若觉得太“秃”，就要一个“墓”。“之”字坚决不行，我讨厌这个字，一写连笔还和“五”字差不多了呢，这东西！
背面，刻一首她的诗。这个想法怎么样？别致不别致？这是我梦里想出来，笑了醒来的！我姐姐生来是个诗人，临上法场还有绝命诗。她有一首诗叫做“蘸血的幽灵”……
我姐姐五岁时候，就跟我妈妈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个小学生，就哼哼“魂来枫林青，魂去关塞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上初中迷上《红楼梦》，把“寒塘渡野鹤，冷月葬诗魂”写在日记本上。凄凄惨惨诌起旧诗来 了，中学老师只会新诗，拿她这一套没法办。到了大学，正经开课讲唐诗宋词，她倒写新诗了，倒风风火火了，大学老师又没法理她。她写了首《不要跑道上的白线》，反右运动中，正好上“线”。她老是不合时宜。生命不在长短，合时就好，君不见时装裤子？
进了监狱，旧诗新诗都写。她心里苦瓜炒辣椒，一半儿凄苦一半儿火辣。凄苦归旧诗，火辣交给新诗。那是六十年代初，“浩劫”还没有到来，礼拜五……
我又撞上个“五”了！见“五”就长毛。这个“五”是个会见的日子，按说该当一个好“五”。为这个日子，妈妈做吃的，一边想着要说的话，回回把吃的做糊了，我来重做。妈妈去睡觉，想着要说的话，觉也睡不着，心脏病犯了，还得我拎着吃的去，回回又把妈妈的话忘了大半……
现在我只记得铁门、铁窗、铁栅栏。我瞪着眼往里看，黑糊糊的屋子，往里看，黑幽幽的廊道，往里看往里看，飘飘忽忽的一个白身子，穿着白衬衣，长长的，没有腰带，飘着长长的白袖子，撕开了，飘着。长长的黑头发，飘着……白衬衣胸前，一个红红的大字：“冤”。那是用血写的，那是血书，那是我姐姐，她有一首诗：《蘸血的幽灵》。那血是鲜红的，那是刚咬破指头蘸着写出来的，那是我姐姐，那是示威，那是蓄谋，那是明知道会见的时候要穿过监狱廊道，那是经过阻拦，经过扭打，撕开了袖子，还是飘飘忽忽从黑幽幽里飘出来了……那是我姐姐！她那首诗里说，人们看得到流血，看不到内心流泪。血朝外流比泪朝里流好受……妈妈说：姐姐疯了。
六十年代初期，有过一个叫“小阳春”的时候。我妈妈乘机想尽办法，证明了我姐姐精神失常，得到保外就医的准许。
我背上一包衣服，跟妈妈去“领”姐姐出来。在一个小小办公室里，填了表格签了字，警官一笑，拉起姐姐的手，交到妈妈的手里。警察拉开通外面的门，做个手势……谁也想不到，这时候，姐姐一声大叫，甩掉妈妈的手，往里面跑，大叫不出去不出去。警察拦她，警官拉她，姐姐跌倒地上，抱住办公桌的桌腿不放。妈妈骂她打她，我帮着妈妈拽胳臂，警察过来掰手指头，办公桌摇晃，案宗水笔掉到地上，全屋子大乱……我姐姐叫喊的是：
“我不出去……我出去了还要回来的……我不出去，他们放不过我的……我冤枉，里面铐子冤枉，外面帽子也冤枉……”
警官和警察起初都是带着笑容，使着眼色。意思是“保外就医”就“那么回事”，反正妈妈打通了关节，他们也顺水推舟。这一来，全都严肃起来，有的背后指指太阳穴，表示真的精神失常了。
差不多是把我姐姐死死抱着，才弄回家里来。到家，她一倒床就呼呼睡着了。是累了吗？
我问妈妈请不请医生。妈妈说：“我可知道你姐姐的脾气！从来就疯，从来不管做妈妈的心！”说着哭了起来。在监狱里和一路上，妈妈只是又打又骂，只我一个人流眼泪，全家只我没有脾气。
我姐姐有一首诗，叫做《家的祭》。把这一首刻在墓碑背面，怎样？你们考虑——你们马上考虑到，题目就不“正的常”……哈哈。
我姐姐一“保外”，根本没有“就医”。妈妈自己倒老找医生，因为老犯心绞痛。
姐姐烫头发，画眉毛，抹口红，穿大花衣裳……妈妈给她钱，不说一句话。本来姐姐身上只是灰、蓝、白，我辫子上挂两个樱桃球几，她也骂俗气，只许扎猴皮筋儿。
姐姐喝酒，抽烟，交男朋友，还在街上亲脸蛋儿。妈妈说，让她疯一疯吧。
她是挺高兴的，有回问我：
“你知道苏泰背剑吗？”
我点点头。
“傻瓜，我说的是监狱里的苏秦背剑。”
说着，把左手背到背后，上神，把右手背到后脖子那里，下神，说“铐上。”
我一愣。我相信姐姐不是撒谎，我希望是姐姐的眼见，可不是身受。那样铐的是杀人、放火、流氓、强盗，我姐姐只是思想错误……
“傻瓜，照样可以吃饭喝水……”
姐姐笑着做给我看，可我的眼睛盯在地面上，我眼皮抬不起来，我心里酸，我神经疼。可我不该忍不住问了一声：
“吃喝拉撒，那拉呢？撒呢？”
“小傻瓜，看把你紧张的！你不会不穿裤子，不就什么事也没有啦。”
姐姐大笑。她吸足了气，做了准备，然后放出豪放的笑声来。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不是小傻瓜，这一个“不穿裤子”，可把我吓傻了。再加上这样的先做准备的豪放大笑，好像刀砍在我脑子里。
还有一回。姐姐忽然问我：
“‘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你懂吗？哪里的典故？”
我一想，中学课本上有，就说是列仙传中淮南王刘安的故事。
“你还不错哩，有的文科大学生都不知道。”
姐姐喝多了酒，回家来乱脱衣服乱扔，都是我给整理。有回，我在衣兜里摸到一本油印小册子。一看，有诗有文。有一首寓言诗用的鸡犬飞升故事，这当然是姐姐写的。这是五言古……
又是一个“五”字，藏在拐角上等着我。我读那首诗的时候，还不怕“五”，马上背下来了。它要是七言，现在我一定还可以一字不错地背出来。可是这个“五”把什么也搅乱了，开头一句不知给搅到哪儿去了。
姐姐发现我看见了小册子，抬手扬起巴掌，不过没有扇过来，咬牙骂道：
“你找死了，小傻瓜。”回头又一笑，说：“没事，我用神仙写无神论，没有造物主，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话，也没有人的神化，变化的化。”
我不作声，姐姐转过脸来，又凶神恶煞一样，说：“你要是想让妈妈犯心脏病，心肌梗塞死掉，你就告诉妈妈。”
我在姐姐眼里是个小傻瓜。我在妈妈心里，最好地道是个傻瓜。姐姐才五岁，妈妈就教她背诗。我呢，无论是诗是文，妈妈从来不教一句。我上学，那是到年龄“随大流”，妈妈连作业也懒得瞧。妈妈怎么啦？她看着姐姐的眼神，有时候阴阴沉沉，滴得下水来。有时候高高兴兴，开得出花来。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回过脸来就说我：
“不许你学姐姐，不许不许，有一个就够了，够了。”
随着“浩劫”的到来，妈妈清楚，我也明白，监狱会把姐姐收回去的。果然，不错。
幸好是街道上刚把妈妈剃了阴阳头，这叫做“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不用说走到街上，就是在院子里，小孩子都可以对着吐吐沫，扔垃圾，骂脏话。妈妈和泥菩萨一样，自己的生死，别人的死生，都不相干了。
警车在院子门口。警察在院子里，妈妈瘫在屋里椅子上，只有我在姐姐身后，不知道该送送不该。满院子门里窗里，全是瞪着的大眼小眼。姐姐忽然吹起口哨，我忽然笑了。我当然记得不是哭，那是笑。
这回没有定规的会见日子，里里外外乱糟糟，也没有谁去计算年节日期。
有天我得到通知。走进铁门、铁窗、铁栅栏，人家告诉我，我姐姐宣判了：无期。我走进铁板似的屋子，门边窗边桌边，站着坐着铁青色的脸子。我姐姐坐在屋子中间，铁镣铁铐。我在姐姐对面坐下，我姐姐说话了，她的声音没有变。她吐出来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见，但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许是“你好吗”“吃了吗”“坐下吧”“小傻瓜”……
我看见姐姐吸气，做准备，以后大笑出来。她比先前虚弱，苍白，气短，若不好好准备，只怕笑不成声。她大笑。狂笑，强调出来的笑，笑声里，我听出话来了：
“你看姐姐多神气，这么多人陪着。出来进去，前呼后拥。你可别小看了他们，这里有科长，有看守长，这长那长，让你看看姐姐的威风吧……喝水！”
一个铁青的“长”端了杯水过来。
“不渴！”
一声不响，捧着水走开。
我看着姐姐大笑，往后仰，张着嘴，我看见两个下巴，两张嘴，我眼里的姐姐是双的，双双重叠的。
我听见姐姐朗诵道：
“献给法官的五朵玫瑰”
这首诗响亮极了，刻到碑上都会当当的响。可为什么不是四朵，也不是六朵，偏偏是五朵玫瑰，还偏偏只有五句……我的脑子乱了，当时我当场记住背下来，当时我还不怕“五”，现在我乱了，好像街上忽然出了事故，和我一起的姑娘们忽然挤散了，一眨眼全找不见了……
街上打死人。黑帮斗死了叫叛徒，斗黑帮的两边对打死了，叫烈士。妈妈说幸亏姐姐住在铁门里，保住了一条命。
冬天，那年雪大，不化。雪地上的血点子好像冻干了的红梅，不走色，尸首也不臭。
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和水电单、萝卜白菜勒令、煤球卡一起扔在窗户台上。信里说我姐姐业已“正法”，通知家属去交五分钱子弹费。
过两天，傍晚，我在街上瞎走。叫不出名儿的马路边上，踢着雪地上一个倒着的老太太，一看，是我妈妈。冻僵了的拳头攥着，杵在胸口上，她还是犯心肌梗塞了。我叫两声，还睁开眼来，还认出我来，还说：“找不着交五分钱的地方，要找、要交，我们从不欠帐！
我双手握住妈妈冻僵了的拳头，拳头松开，手心里有一个五分的“钢鏰”。
我见不得“五”了，碰着撞着不论什么，只要是五，我就血管紧张，胃痉挛，心慌，头晕，眼花……那都是生理反应，心理没事。
碑上刻一首诗，这想法小桥流水一样别致。清风明月一样别致。只是刻哪一首好呢？我姐姐临上法场，还有诗，叫做《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一首好，题目八个字。八旬。巴巴实实。
（《五分——十年十癔之五》完）
[真不知道为啥让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牵头：这“人权行动计划”主要是拿来宣传和给外国人看的？！]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在中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下制定的。为制定好本行动计划，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联席会议机制的牵头单位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
When investor protection is strong,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falls as firms age because firms can raise capital and grow, diluting blockholders in the process.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ownership after IPO: The impact of investor protection, by Fritz Foley and Robin Greenwood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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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阿丁博客
据孙东东的某北大前同事说，陆××肆×期间，孙曾屡为大学生呼吁，颇显知识分子良知。如今20年过去，孙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者都有精神病”，问答题：这说明了什么？
答：说明由人到狗的驯化周期约为20年，还说明“吃人家的嘴短”这句民谚的正确：从野猪到家猪的过程，就是嘴不断变短的过程。
连岳老师的热点问答相当“恶毒”，发言人说：我们对孙东东的一派胡言感到遗憾，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真相是：精神病院里，至少99%是老上访专业户。
笑过之后发现，颠倒的不仅是数字，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已被颠倒。我们就是亿万大头朝下行走的草民。所以呢，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们发宏愿时常说，要“拯万民于倒悬”，现在仍然有人在说，可见在一个进化缓慢的国家，直立行走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郭：有的学者把您的名字和施洋、史良相提并称”中国大律师”，不过和他们的遭遇不同的是，据我所知您所代理的案子很少胜诉过，您这个”大律师”是不是也当得太窝囊一点了？)
张：你说的对，确实我参加的官司经常输，但我并不认为一个律师的价值与作用取决于他的胜诉或者败诉，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大律师”，试问”大”的标准是什么，谁能说得清？中国执业律师分为四级，一、二级被称作高级律师，可我连四级都不是，怎敢冒充”大律师”？我们律师中有很多人，特别身处贫穷落后地区的很多律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身处艰难困苦环境下的底层大众提供卓越的服务，我仰慕他们，能把他们引为同道是我莫大的光荣。我们都希望大家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的前景肯定会越来越光明，这样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个人也就逐步”大”起来了，你说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