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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件已经侦查终结了，警方公布的结论是“防卫过当”，这个结论隐去了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邓玉娇涉嫌的罪名，因为防卫过当只是一个量刑情节，而一个案件侦查终结警方必须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下一个结论。如果是正当防卫，邓玉娇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反而会成为手刃淫贼、惩恶扬善的英雄，如果是防卫过当，邓玉娇可能会因“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等中的某个罪名而被判决承担刑事责任，她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可能会在铁窗下度过。邓玉娇的命运依然扑朔迷离！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打工妹，邓玉娇本想用手中的修脚刀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也许不富裕，但是会平静和安宁，但是在2009年5月10日的这一天，修脚刀却成为邓玉娇捍卫自己尊严和清白的自卫武器。这是一个弱女子为千百年来女性作为男人性欲工具的悲剧命运最刚烈也是最绝望的反抗和呐喊！

该案反映了老百姓关注的司法正义、官员腐败、社会断裂等等问题，但该案更以极端的方式暴露了在中国千百年来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歧视，特别是对她们人格和尊严的歧视和漠视！在邓贵大之流的眼里，女性只是他们发泄性欲的工具，而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失去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打工妹们则更是只有屈从！这也是邓玉娇案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打碎了最弱势的女子面对强权和凌辱只能逆来顺受的传统定型观念。但事实上，打工妹所承受的性别歧视和伤害远远不止这一点，在劳动权领域、婚姻家庭权利和土地权益等各个方面我们都能看到严重的社会性别歧视。她们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和更为全面的关注！

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维护妇女权益、促进性别平等的公益组织，在邓玉娇案披露后我们和其他NGO组织共同召开了该案的专家研讨会，在网上加入了女界声援团、邓玉娇案律师后援团和邓玉娇案观察团等，尽我们所能为邓玉娇提供帮助。我们关注邓玉娇本人的命运，但我们更期待全社会通过邓玉娇事件反思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传统社会性别心理，从观念上、意识上进而从制度设计上去尊重女性的人格尊严和法律权利。

但愿邓玉娇能唤醒强势者的良知、公众的意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思想上、灵魂上体会、理解、尊重邓玉娇们的呼唤，让她的悲剧不再重演！

我们愿一如既往地为邓玉娇提供道义和法律的援助。

我们相信法律会给邓玉娇一个公正的判决！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二00九年六月二日

作者：张铁鹰

由湖北恩施州公安机关组织侦办的“邓玉娇案”已侦查终结，邓玉娇致人死伤的行为属防卫过当。（6月1日《南方都市报》）

公安机关经深入侦查，全面收集证据，认为邓玉娇在遭受到黄德智、邓贵大强迫要求陪其洗浴，被拒绝后又拉扯推搡、言词污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持刀将邓贵大刺死、黄德智刺伤。

“邓玉娇案”其实并不复杂，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巴东县公安人员，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邓玉娇是在自我防卫过程中，因过当将邓贵大刺死。而且，具有自首情节的邓玉娇，不可能患有精神病，不然的话，案发后，她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

可案发之初，公安机关在邓玉娇案的侦查中，却故意将案情复杂化，先是对案情的描述出现前后矛盾，比如，将“按倒”改成“推坐”（5月20日《中国青年报》）；后又以从邓玉娇衣袋中搜出安眠药、怀疑其患有精神病为由，强行将其送入医院精神科（5月20日《重庆时报》）。

这些看似违反常理的举动，其实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管是将“按倒”改作“推坐”，还是要给邓玉娇鉴定是否有精神病，都是事发地巴东县某些官员精心安排的。这些人为的精心安排，恰恰印证了不是邓玉娇有精神病，而是巴东县某些官员精神有“病”。

首先，利用手中的权力干扰办案。从公安机关前后矛盾的侦查结论，人们不难看出，巴东县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独立侦办案件，而是时时根据领导的指示“修改案情”。若非此案影响大，舆论共同关注，后交由恩施州公安机关直接侦办，在巴东县领导的指示下，被“按倒”的邓玉娇可能真的就“故意杀人”了，衣袋里装有安眠药的邓玉娇可能真的就“患”精神病了。

其次，要将邓贵大等人“洗白”。邓贵大、黄德智等三人皆为当地政府官员，其在“梦幻城”遇刺，这让当地政府很没面子，也让当地领导的“政绩”很受影响。为了不使此案影响巴东县的“大好形势”，该县有关领导宁可让“故意杀人”的邓玉娇免受法律制裁，也要让其“患”上精神病，以便为邓贵大、黄德智等人“洗白”，以“塑造”巴东县干部队伍的良好形象。

再次，减轻善后的压力。邓贵大虽然死了，可如何善后仍是个难题，如何处理黄德智、邓中佳二人更是棘手。如果邓玉娇患有精神病，问题就好办了，黄德智、邓中佳既不用被辞退了，邓贵大即使不会成为“烈士”，其家人也可得到一笔巨额补偿。这样一来，领导善起后来就不会感到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