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ext is from the opinion of Gagliardi v. 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 delivered by Chancellor William T. Allen:

“I start with what I take to be an elementary precepts of corporate law: in the absence of facts showing self-dealing or improper motive, a corporate officer or director is not legally responsible to the corporation for losses that may be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a decision that an officer made or that directors authorized in good faith.

“… Obviously, it is in the shareholders’ economic interest to offer suffcient protection to directors from liability for negligence, etc., to allow directors to conclude that, as a practical matter, there is no risk that, if they act in good faith and meet minimal proceduralist standards of attention, they can face liability as as rsult of a business loss.”

What exactly is the shareholders’ economic interest in shielding directors from negligence (practically all negligence you can imagine)? Isn’t it the shareholders’ economic interest to motivate managers to reduce negligent behaviors? One may argue that if managers are legally obliged to avoid negligent behaviors, they will choose risk-averse management style which would damage shareholder’s interest. BUT no social science has proved such result yet. Plus, shareholders are theoretically still able to fire those risk-averse managers, therefore managers may not do so.

The shareholders’ economic interest is a myth. When a court is telling the shareholder that the court will rule for the manager who harmed him for his economic interest, it is not only claiming that the shareholder is a fool, but also that there is a myth about his own economic interest–and DON’T ask any more.

独领风骚两百年

——记哈佛法学院

郭锐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哈佛法学院建立于1817年，是美国持续提供法律教育年代最久的法学院。建院最初十年恐怕是哈佛法学院最困难的十年：不仅学生不予认同，连聘任的教授也纷纷出走，一度仅剩一名教授苦苦支撑。1827年，经过校友提议，哈佛大学决定聘任约瑟.斯托里（Joseph Story）出任法学院院长。这位年轻大法官的到来提升了哈佛法学院的知名度。他力主哈佛法学院要培养法律精英、并鼓励学生毕业后服务社会公众。从此，哈佛法学院开始了对精英教育和服务公众的不懈追求。

如果说教育目标的设定乃是出于斯托里院长之手的话，那为哈佛法学院的教育质量奠定基础的当属 1870年出任院长的兰代尔（Christopher C. Landell）。在兰代尔任院长之前，美国乃至欧洲通行的是学徒式法律教育：想要成为法律职业人士，必须追随执业律师在具体案件中经年累月地学习。这种学习完全不象大学的其他学科，倒是类似木匠、铁匠的训练。既然法律学习更重要的是当学徒，法学院提供的课堂教育自然就变得无足轻重。为改变这种徒具虚名的教学，兰代尔院长大胆突破了旧有教育模式，要求教授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实际案例，并把分门别类编辑的法官判决作为学生学习的基本资料。为此，兰代尔院长还亲自编辑了合同法案例教科书 。 这本教科书后来成为教授们编辑侵权法、财产法等教科书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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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测试谷歌到底删减了哪些搜索结果，请到以下网站输入检索字词察看：

（To test what google.cn has censored, you can go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and put in any term to compare: ）

 http://opennet.net/google_china/

Google blogsearch has been helping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 internet. I only got to know this when I used  Google blogsearch for blog posts on Deng Yujiao case. (About Deng Yujiao case, please see China: Netizens stand with the waitress who killed an official.)

After Chinese government started to filter the internet search results on Deng Yujiao case on baidu search results, I turned to Google blogsearch for the updates of the case. It suprised me when I found Google blogsearch shows no result (I put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Deng Yujiao “邓玉娇” as search term). I was sure there were tons of blog posts every hour–I myself posted 5 in the past 4 hours, and I read more than 10 from various blog sites.

Is Google helping Chines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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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发表一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的文章，说邓玉娇案夏霖、夏楠律师的表现不佳，故而“邓母解除与夏霖、夏楠的合同是非常明智的，”且建议“应当由律师协会依照会员处分办法给予处分。” 对教授论证的邓母行为“明智”笔者没有兴趣——这恐怕不是法学研究能够证明的。对教授的处分律师建议，事关两位律师执业前途和邓玉娇案的公正审判，笔者觉得有义务稍作分析。

教授评论道，两位律师“缺乏作为律师的应有形象…’抱头痛哭’、’痛哭失声’、’向媒体哭诉求救’…与律师冷静、坚定、理性、客观的形象不符，难以给当事人以信任感。” 教授暗示，律师必须符合某些“客观形象”，否则就是失职。不知这样的观点是从那种法律理论中引申出来的。我从未听说过。素来镇定的律师因当事人蒙冤入狱一时情绪波动，不知有何失职之处？情绪波动并未影响律师办案，这可从两位律师提出的诉讼策略看出来。情绪波动让世人知道，律师并非是狗苟蝇营之辈，而是对正义满腔热情，这有何失职之处？相反，看到如此冤情却麻木不仁，才是一个律师真正的失职。

教授还指责两位律师“缺乏基本的证据学常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授的事实依据是，两位律师“要求鉴定’残留在乳罩、内裤上的指纹或其他物证’”。教授的理由是，“稍有常识就知道，内衣内裤根本就不可能留下什么‘指纹’，至于暗示还有指纹以外的‘其他物证’，制造已经强奸、留下体液的谣言，不顾已经查明的案件情况，意在混淆是非，扰乱视线，缺乏以事实和法律为根据的精神。” 据我所知，在织物表面提取指纹，技术上完全可行，并且在刑侦上被广泛应用。织物属于可渗透表面物（porous surface），提取指纹方法有多种。不知教授所说的“常识”来自何种科学理论？

（具体参见http://www.cbdiai.org/Reagents/main.html））（关于可渗透表面提取指纹的研究，参见本文附录所列出的论文）

教授还指责两位律师“为了自己出名，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理由是两位律师“主动证实犯罪嫌疑人精神正常、符合犯罪主体，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教授似乎认为嫌疑人的利益在于向媒体隐藏精神正常的事实，不知这等理论又来自何处？两位律师自始至终都表明辩护的方向是正当防卫，而正当防卫又需要证明当事人“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旨在制止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损害行为。” 也就是说，正当防卫者需要知道“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辨别是否有“不法侵害”、判断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还得衡量自己对不法侵害人的制止行为是“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害行为。”这些，都需要以行为人精神正常为前提。两位律师出于对法律的理解和未来辩护的需要，向公众说明委托人的精神正常，有何失职？

教授还以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来证成律师受到“严厉的规制”的必要性，更不知根据所出。《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主要目的之一是保障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挥作用，通篇没有任何“严厉的规制”内容。以下给出《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网址，读者尽可自行阅读、判断。

http://www.chinalawedu.com/huangye/viewArticle.asp?id=157

教授通篇对两位律师的指责无一有理论或事实依据，故而其处分律师建议无需认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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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度）被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案，2009年4月22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下称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 2008年12月26日，原告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人人公司）向北京市一中院提出起诉，称因其减少竞价排名支出而被百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恶意“封杀”。百度辩解：免费搜索不构成反垄断法上的“相关市场”，也就谈不上市场垄断。（见《财经》报道。）

“相关市场”在反垄断法分析框架里，是用来分析市场市场支配地位（参《反垄断法》十八条（六））的一个单位而已，法律从未限定免费或收费；更何况百度的“免费搜索”是其盈利模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辩解其搜索服务“免费”，无异于饭馆以允许顾客免费穿越其门厅为由而宣称该饭馆服务是“免费”。

（相关博文，见快乐点的骗局（1））

先看看“快乐点”是怎么赚钱的（注：“快乐点”的规则完全照抄swoopo.com）

1. 以极低价格起价（甚至0），没有保留价；

2. 买方每次竞价，价格加一分；标明“不要钱”的商品（在所有拍卖商品中比例相当大），竞价对价格没有任何影响；

3. 在最后一秒前出价即可延长时间至15秒，30秒，一直到没有人继续竞价为止；

4. 每次竞价，买方支付0.5元。

以下是从网站上随机抓取的一个”便宜买卖”，看看这件商品快乐点网站赚了多少钱：

井岗山 节省95% 2009-3-20 1:25:31

很明显，如果是单一的买方，没有人会拿这么多钱来买389元的产品，“快乐点”网站恰恰是利用了多个买方互相无法协调的情形来剥削买方。快乐点所谓竞拍购物原理很简单，类似于赌场：任赌客互相竞争，最终赌场老板获利；赌客越是赌红了眼，赌场老板赚钱越多。

“快乐点”网站所抄袭的swoopo.com网站在美国被批评为专钓拍卖费用的骗局，耶鲁大学法学院Ian Ayres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其为“以低价诱惑众人付费争位竞价的可怕网站”（“scary website that seems to be exploiting the low-price allure of all-pay auctions”）。这类网站看准了人性的弱点——明知输掉的可能性很大仍然为蝇头小利不顾一切地竞拍——故而吸引了大量的竞拍者。这和现代社会赌场的道理一样，赌客明知赌博一定输钱的道理却仍然光顾赌场。

像“快乐点”这样剥削人类弱点的买卖，例如赌博，都是政府强力管制的对象。“快乐点”网站是否应该置入类似赌场批准的程序，实在值得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三思。

《新闻周刊》报道，武汉市近日用赛马券探风，意图将来推出马彩；一干“专家”受雇，绞尽脑汁要把马彩说成有百利而无一害。为此，媒体、专家都特别要证明马彩非赌博，于是出笼马彩等于股市说。

“这就要看对赌博怎么下定义了”，他说，如果宽泛的博弈就是赌博，那么股市就是最大的“赌场”，有人为此挪用资金、有人为此贪赃枉法、有人为此倾家荡产、 有人为此捐躯轻生……我们难道因此关闭股市吗？大家可就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啦，李白醉酒死，岂是酒之过？如果因为马彩，引发一些负面现象，我们就 把马彩关了，我们干吗不全面禁酒呢？它引发的刑事案件更多！

这位自称“研究马彩而又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不知道的是，现代股市表面上看来只是股票价格的上下波动，实际上表达的却是每一位投资者对公司市值的估量，从而市场上的金融资源在各个需要融资的上市公司之间得到配置，使得社会财富得以增加、造福大众。马彩有什么可以和股市相像的呢？难道豢养一批动辄千万的纯种马、雇佣一众工资百万的骑师、怂恿一群盼望暴富的彩民可以带来社会财富增加么？

指鹿为马，在现代活色生香地又上演一回。

赵高其实不必指鹿为马，也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指鹿为马，只是小人得志之后的猖狂–小人总会觉得，如果不干些过分的事情，就觉不出自己的高人一等。武汉和这些雇佣的媒体、专家其实也不必论证马彩等于股市。常识告诉我们，赛马业其实没什么不可以（有人写了文章谈这个问题，具体见刘洪波：武汉商业赛马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恨的是这些指鹿为马的勾当。论证马彩等于股市，不过显露了武汉“搞马彩”的官员、某些无良媒体、受到指派或自愿献身的“专家”面对大众的张狂–借着玩弄字句，他们敢于嘲弄常识；通过权力运作，他们图谋强奸民意。

当然，如果说马彩等于股市说只是这帮人吃饱饭拿我们老百姓寻开心，也不能说完全对。对“搞马彩”的官员而言，它至少还算有一个直接的好处。万一将来有一天社会风气败坏，上面终于要拿他们开刀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出马彩等于股市说搪塞一番。如果是这样的话，刘洪波对马彩的评论恐怕正戳到了他们痛处：

一个社会如果连实话实说都很困难，连公帑流入私囊都蔓延不休，就是取消掉所有超出了基本生存之所需的消费，仍然会秩序混乱、风气不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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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行为多大程度上得法院审查通过？在美国，这个问题对金融危机处理而言极为重要。政府行为需受司法机关制约又是民主社会的基石；然而，如果政府行为必须时时处处经法院审查，那些在危机受害者、乃至未曾受益者、甚至希望发国难财者必将通过去法院诉讼反对政府的危机处理措施，有些情况下会令政府错失良机。两者如何平衡？

Adrian Vermeule教授近来的哈佛法律评论发表文章Our Schmittian Administrative Law 专门论述行政法中的盲点和半盲点（或黑洞与灰洞，原文black holes and grey holes）。Adrian Vermeule教授认为，美国行政法中事实上存在许多盲点和半盲点。这些盲点和半盲点的存在非但不可避免，而且不能消除。用德国思想家施密特的话来说，政府面对危机、进行处理的时候，这些盲点和半盲点–内在于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中、并无法消除的弱点–就显明出来。

读到一个奥巴马笑话，说他一听完保尔森的经济报告就打电话给麦凯恩：老哥还是你来吧！
新总统的担子是不轻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