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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Law Professor William Stuntz on Cancer

Rui Guo — Mon, 17 Aug 2009 18:43:18 +0000

Professor Bill Stuntz is interviewed by Jeff Barneson on what he has learned from cancer.

卢跃刚：答友人——我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容忍什么、憧憬什么

Rui Guo — Unknown, 30 Nov -0001 00:00:00 +0000

××：

仍然要谢谢你，你是目前为止唯一用信件正式回应我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领导人和此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评奖的参评委员。我把你的回应既看作学会的态度，也看作你本人的态度。

我在上封简短的回信里说：“你是我尊敬的报告文学评论家之一，而且如你说，我们应该是朋友——报告文学理念的同道者。还有一位评论家，我们在这里要向他致敬。他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周政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的评论家。我对你们的尊敬至今没有改变。”

你说到了学会的苦衷：“考虑到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为了不致使一件有利于报告文学，有利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有益活动流产，只好无奈地回避了我们心中一直崇敬的两位作家。”

你批评说，我的信认为“学会的这次评奖是在参与造假，言重了”，我把学会“希望你配合”等同于“警察要求的配合，就更是一种很不适当的联系”。

我在短信中进一步申明了我与学会领导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专家委员们妥协底线的很大差异，拒绝了你为学会的辩护，对你的批评也提出了商榷。你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同意，只是还要补充，真挚的朋友还应该是诤友。我说，有可能的话，将来我会系统阐述我的意见。

在兑现我的诺言——给你写这封信之前，我做了一些调查工作，跟几位作家、参评委员电话和电子邮件交换了意见；通过百度搜索到了2009年2月26日（也就是我《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写完发出的当天）《文艺报》关于这次评奖的消息及其披露的三十篇获奖报告文学作品的名单。不仅印证了我《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以下简称《信》）中所涉及的内容，而且对这次评奖活动还有新发现。

《文艺报》消息称：“评选活动自2008年启动后，先后收到全国各地报告文学作者报送来的近万余篇（部）作品，组委会经过初评和复评，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小木屋》、胡平和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赵瑜的《强国梦》、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杨匡满和郭宝臣的《命运》、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痴情》、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程树榛的《励精图治》、乔迈的《三门李轶闻》、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邢军纪的《商战在郑州》、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张锲的《热浪》、贾宏图的《解冻》、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李新烽的《非洲踏寻郑和路》、吕雷和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杜耀峰的《秦道》、杨守松的《昆山之路》、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鲁光的《中国姑娘》、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30 篇（部）优秀作品。”

在此，我要郑重声明，未经我的允许、授权，把我的作品《以人民的名义》列入参选、获奖名单公布，是一种侵权行为。在我口头向负责评选的学会副会长表达了不同意见并申明要向学会提交正式信函，学会已经清楚地了解了此次评奖已有分歧的情况下，仍然把早先的获奖名单交给媒体发表；我的《信》在互联网发表一个星期后，仍然有主流媒体发表包括《以人民的名义》在内的获奖名单，学会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行为是相当不严肃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获奖名单。我相信，其中的门道，没有中国新时期三十年报告文学经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如果按照学会公布的评奖时间跨度以及“优秀”的标准以及“可以理解的原因”，以我有限的经验和一孔之见，这个获奖名单，概括起来大致有三大特点：1、避重就轻；2、删重取轻；3、以重托轻。

先说“删重取轻”。

我被告知，这次评奖主要是现实题材，不评历史题材写作，这就剔除了一些诸如钱钢、张建伟这样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但是，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显然是有现实由头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谁都知道“知青”是一个历史符号，只是问题累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知青围攻政府、上访、回城等一系列事件。为什么只评邓贤，不评钱钢、张建伟？张建伟写晚清，历史还远点儿，《唐山大地震》的历史显然比“知青”的历史近得多。钱钢的《唐山大地震》1986年发表时，离地震刚十年！

《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1986年发表时，可以说是洛阳纸贵，举国震动，是那一年、也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和社会事件之一，而且 2008年5月12日发生了四川汶川大地震，，受灾人口4600万以上，近十万人罹难、失踪，截止于2008年底的报告文学评奖，极而言之，忘掉任何一篇报告文学都可以，不可以忘掉《唐山大地震》。

静下心来检索三十年中国报告文学走过的道路，按照现在评出的结果为标准，可能也挂一漏万，我发现此次评奖虽声称有近万篇（部）报告文学参加评选，“忘掉 ”（是不是“忘掉”还存疑）的作家、作品还是很多，除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还有麦天枢《西部在移民》、《活祭》，贾鲁生《丐帮漂流记》、《第二渠道》，岳非丘《只有一条长江》，沙青《依稀大地湾》，马役军《黄土地，黑土地》，高耀洁《中国艾滋病调查》，朱凌《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文坛纪实》，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张庆洲《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南香红《王选的八年抗战》，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都是题材重大，创作严肃，理性冷峻，深刻反映中国社会变迁并引起广泛影响的好作品大作品，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水平和影响力远在此次一些获奖作品之上。为什么就被中国报告文学界你们这些老江湖给“忘掉”了呢？这些作家（记者）这些作品，你们有的熟有的不熟，熟的，“忘掉”？生的，活该？熟的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评奖本身？这是不是像中共选干部那个顺口溜，“说你行……，说你不行……”？

“删重取轻” 此其一。其二，获奖作家的作品，故意选了调子比较高，色彩比较积极、明朗，政治上比较贴近主旋律，麻烦比较少比较次要的作品，回避了题材重大、具有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作品，譬如胡平的《中国的眸子》（以下简称《眸子》），理由的《元旦的震荡》，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赵瑜的《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

相比于《眸子》，不知道胡平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他与张胜友合作的《世界大串联》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作品。《眸子》讲述的是江西女子李九莲的故事，她因为反感文革，怀疑文革的正当性，讲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12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一年被判死刑，临刑前，舌和下颚被竹签穿过被固定而不能言，几近张志新割喉、史云峰缝唇。为李九莲伸冤的烈女子钟海源也以“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更残忍的是，行刑时，她被枪击右胸，“活体取肾”，为一个权贵子弟进行肾移植。

为什么偏偏要选《世界大串联》？2005年，理由出了一笔钱，资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位报告文学作家的选集，其中有我和胡平，我的选集书名是《以人民的名义》，胡平的书名是《眸子》，可见胡平自己也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我的《以人民的名义》得到恩宠，为何胡平的《眸子》一边稍息？你是参与编选并作“总序”的人，你是了解情况的，没有站出来力争？

我注意到了胡平的合作者。我听一位评选委员说，当初这位合作者要求参评他的一个歌颂邓小平、歌颂改革开放专题片的电视解说词，评委们说不合适，电视解说词不是报告文学。这位合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学会副会长，是不是他提出要求，不评也不好，拿胡平垫背，跟他“合作”一下，既有了胡平这位不可或缺的作家作品，又降低了胡平作品的分量、风险，最后更照顾了张胜友，一举三得？

理由和陈桂棣的情况相同。相对于理由 “小说式”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痴情》等，《元旦的震荡》更像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更有分量，1988年评上了“中国潮”一等奖。陈桂棣《淮河的警告》是部好作品，作品发表后，我出席过作品讨论会，会上还跟一位小说家就环境与发展问题有激烈争论，但是与《中国农民调查》相比较，影响力就差得太远了。

你说不选刘宾雁、苏晓康是一种“无奈的回避”——也就是我说的此次评奖的第一个大特点——避重就轻，但是，选取获奖作家分量较轻的作品，删隐他们的重要作品，恐怕就不是你说的“无奈的回避”吧？

初看删隐的重要作品，我百思不得其解：无论从哪个的角度（包括最挑剔最恶意的新闻、思想检察官的角度）看，让那些重大题材重要影响的篇目参评并获奖，都不会有任何问题，毕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不同时期公开发表的著作嘛！诸位评委，有的还是这些名篇的责任编辑。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害怕？如果害怕，害怕什么？算日子，查台历，似有所悟。今年“节日”特别集中，可以说2009节日大聚会，“五四”九十年，“六四”二十年，西藏五十年，国庆六十年，这些作品集中到一块儿，显然与今年喜庆劲儿悲伤劲儿不“和谐”。展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成就，又不让“阴暗面”给幸福祥和、紧张敏感的空气添乱，必须拿捏其中的分寸？

我被告知，“你的《以人民的名义》是唯一一篇批判性的获奖作品”。卢某何德何能，享受“唯一”？为什么只选一篇批判性的作品？抑或只是拿这篇作品做这次评奖活动的装饰音？

“ 避重就轻”好理解，我在《信》中说了，主要是回避刘宾雁、苏晓康，制造了一个没有刘、苏二位的三十年“优秀”，同时也制造了“回顾和表彰报告文学在中国 30年的改革开放中所作的积极贡献”的虚假历史。“删重取轻”，理解也不太难，可以避免阴暗面大合唱，“上面”不高兴。第三大特点——“以重托轻”同样不堪。

仔细分析获奖名单，也许我孤陋寡闻，有一些我非常陌生的面孔和篇目，请教知情人，告诉我，这次评奖，陕西方面的赞助商有条件，要求评上他们指定的一些作者和篇目。“你可以看，里面有些大家不熟的人名、篇目就是。”

也就是说，赞助商用钱在报告文学学会和各位评委的那里购买了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的名额、标准。我问：“为什么不抵制？”答曰：“不那样人家不给钱。”我问：“那不是降低了标准？”答曰：“那没办法，社会都那样。报告文学学会还算好的。”我问：“社会都那样，我们就要那样？”答曰：“评总比不评好。”

活脱脱一个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嘛！只是管饭的由韩复榘变成了赞助商，表演者由关公、秦琼变成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因为我从未阅读过，我不敢说被赞助商指定并被各位评委投票评选出来的某些获奖报告文学是滥竽、鱼目，但是我敢说，这些被金钱指定评出的报告文学肯定不能代表中国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很难与同时获奖的其他作家比肩，更不能与你们刷掉的刘宾雁、苏晓康、麦天枢、贾鲁生、沙青、戴煌、张建伟、马役军、章诒和、陈徒手……等作家作品同日而语。

你说不客观不公平不权威吧，还有那么些有些儿脸熟的名家名篇托着，抵挡着可能的社会质疑；你说有名家名篇托着吧，又发现那些名家名篇个个都耷拉个脑袋，在一个总体的评奖氛围里，像是被打断了脊梁骨。而且，如果那些数出来的好作品评进来，被金钱指定的作品肯定会被挤出去，对于评奖者和某些获奖者来说大不利。

向金钱妥协，严格讲，报告文学学会不算是最糟糕的，一些所谓中央级的大报（包括我至今供职的中国青年报）出卖新闻版面，甚至出卖头版头条的版面，不是新闻。在我看，庸俗堕落，这只是舆论一律、新闻管制，掩盖事实、歪曲历史的另外一极。

评奖评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很难看了。权力掺和进来了，金钱掺和进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政治，也不能承受之轻——平庸，于是轻重搭配，不敢得罪权力，不敢得罪金钱，权力和金钱的面目清晰了，中国报告文学及其作家们的面目混沌了，历史也就扭曲了。于是，避重就轻，删重取轻，以重托轻，三管齐下，一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报告文学“最高水平”的庄严评奖，就大大打了折扣，成了米兰·昆德拉式的《玩笑》。

其实这些门道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说破罢了。我知道，我扮演了指出国王裸体的“小男孩”角色。这是“小男孩效应”：国王突出了，小男孩突出了，看热闹的也突出了。我看见了惊诧而埋怨的眼光。请注意，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得罪国王还是次要的，真正得罪的是心知肚明、心怀恐惧、侥幸或沉浸在幸福里不愿意澄清事实的围观者！问题转化了：1、谁都看见了问题，谁都不敢也不愿意提出问题；2、小男孩存在本身是问题；3、人们不喜欢国王，更不喜欢小男孩。相对于国王，人们是“群体”的抽象的存在，是可以隐藏的，或有唏嘘，瞬即可以销声匿迹；相对于小男孩，人们是“个体”的具体的存在，大眼瞪小眼，有名有姓的。此时的威胁，可能不是国王，而是小男孩。此时，基于自身的利益，或潜意识，或表意识，已经没有是非了，人们可能更愿意站在国王一边，真的把空气看作“国王的新衣”，把小男孩给消除掉。

我在《信》中指出，学会和警察要求的“两种‘配合’间有一种内在的同构的逻辑”，你不同意。你的意思是说，一种基于“善”——让作家和报告文学事业受益的“ 配合”要求，怎么能与便衣警察“代表政府”半夜三更闯进无辜公民的家——基于“恶”的要求“配合”相提并论？而且秉持一种善意怎么可能“参与造假”？

我们来恢复一下那位作家被便衣警察夜半三更敲门入室的现场。三名便衣警察晚上敲开了他家的门，说是代表政府找他谈话，劝阻这位朋友不要参加明天一位敏感学者的葬礼。有搜查证吗？没有。有传唤证吗？没有。有拘留证吗？没有。夜半敲门入室，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只是根据可能参加第二天的葬礼这样的猜测，代表政府对这位作家（法律名词叫“权利人”）进行威胁性谈话，并在第二天十几个便衣警察三层防卫，对这位作家实施强制“配合”。

两种“配合”扯一块儿，我的理由很简单：1、就未经当事人同意和允许造成了既定事实——侵权而言，两种“配合”要求的情景和氛围是同构的；2、两种“配合”的要求虽然都有商量的口气，却都有强制性，虽然学会要求的“配合”的强迫是间接的，政治背景化的，便衣警察要求的“配合”是赤裸裸的专制；3、没有“法”（法律、规则），没有“理”（伦理、礼数、道理）；4、都代表着某级某个组织，虽然他们代表组织的性质有差异；5、它们给我的内心制造了同样的感受：恐惧。

结果往往与动机无关。研究历史、现实，动机很重要，然而动机不可考也不可靠，只能相信眼睛，根据事实、结果说话。举例如1960年的“信阳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与二战期间执行希特勒消灭犹太人计划的纳粹犹太处长艾克曼。路宪文秉持着“善”的动机、目标——“为人民服务”、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在出现了大饥荒的情况下，不开仓放粮，不准离家要饭，检查私人信件，封锁灾害消息，拷打不听话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活活饿死100多万信阳人民；艾克曼秉持“恶”的动机、目标，让数百万犹太人进了毒气室。相对于大恶而言，放到日常生活里，他们只是“庸常的人”（汉娜·阿伦特语）。但作为蔑视并伤害人的生命的符号存在，“善”的“路宪文”与“恶”的“艾克曼”岂止同构，甚或孪生兄弟！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我没有选择。你说不能因为刘宾雁、苏晓康而“使一件有利于报告文学，有利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有益活动流产”。我的短信说：“我们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恰恰相反。我以为学会排除刘宾雁、苏晓康搞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评奖，不会有利于中国报告文学和报告文学作家，反而会损坏学会和作家们的声誉。如果说‘有益’，谁获益，我不清楚。我本人没有获益的感觉，九年前没有，今天也没有，否则不会忍无可忍，违忤各位熟人。”

钱钢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我的《信》发给钱钢后，他回信说，他也在九年前以几乎和我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而且前不久，国内的一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要选收他的报告文学《海葬》，他还以“不能删一个字”拒绝了邀请。他告诉我，他的意思是不能删文章里面的“赵紫阳”三个字。他坚信，要是在大陆出版《海葬》，一定会删 “赵紫阳”。他说，如果发现获奖名单里有他的话，他也会拒绝领奖。他不知道，既定的评奖标准已经把他剔除了。

你为学会辩护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虽然名义上是个民间群众文学社团，可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又有几个能够名实相符的群众社团组织呢！只有政治规范和管理是真实的。你在报社，不就难以实现你的个人意志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了解中国国情，低估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一种压迫下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我同意你对中国人生存处境的事实陈述，甚至也同意其潜含的意思：你在报社也不过如此，你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没有名实相符的群众团体，也没有名实相符的党报党刊党台。都是党的工具。

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还是有些区别。我在报社当要闻版编辑，被迫干过不少文过饰非的事儿，有一段时间还代表报社到中宣部开通气会，听喝听令，蛮横、霸道、矫情，真理在手，仇恨在胸，一大堆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回去都一字不漏地传达。谁要我们吃的是这碗饭呢？不同的是，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这种“名实不符”，戕害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的情形合理过；为改善生存处境，没有放弃过个人的努力，为此还付出了一点小代价。2004年写的《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致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赵勇的抗辩信》，2006年《冰点》被迫停刊整顿的声明，以及我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一两百万字的非虚构作品的基本倾向可以证明。这些你知道。

对现有制度不合理部分的质疑、抗争，是每一个善良公民和严肃作家行为选择的应有之义。这方面，我不如王力雄（注：《漂流》、《黄祸》、《天葬》的作者）。2001年初，王力雄公开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其理由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把手以及中国作家协会集体的“平庸”、“ 荒诞”。

他统计，那位从某直辖市宣传部长任上调任中国作协的一把手，刚上任的一次书面报告里面：“党，24次；江泽民，8次；总书记，3 次；邓小平，6次；丁关根，2次；中宣部，2次；中央，5次；宣传部长，6次； “三个代表”，6次；马列主义，2次；毛泽东思想，2次；先进文化，6次；重要思想，5次；指导思想，2次；伟大旗帜，2次；旗帜，3次；高屋建瓴，4 次；领导，4次；指导，7次；倡导，2次；指引，1次；指南，2次；方向，10次；导向，2次；方针，4次；政策，3次；贯彻，4次；政治，9次；大局，12次；稳定，3次；宣传，2次；社会主义，10次；主旋律，5次；任务，4次；献礼，2次；“双百”，2次；“二为”，2次；抓好，2次；狠抓，1 次；抓，2次；高举，3次；奋斗，6次；落实，6次；学习，9次；讲话，9次；认真，8次；加强，4次；坚持，12次；责任，3次；意识，7次；思想，15次；形势，8次；组织，2次；阵地，1次；核心，1次。其全文共4468个字，上述词汇总计字数为666字，占全文总字数的14.9％。”

他说：“看了这些东西，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东北人训练一只鹦鹉，拉它的左腿，它说‘你好’，拉它的右腿，它说‘再见’。某天东北人突发奇想，要是同时拉鹦鹉两条腿，它会说什么？结果那么一试，鹦鹉对他说：‘妈拉个巴子，你要撂倒谁呀！’”

王力雄说：“奇怪的是我们偌大中国集中了几乎全体最善文字者的‘作家协会’，怎么就只会说这种僵尸般的语言？”

王力雄迂。哪是僵尸呀，人家是活灵活现死乞白咧，是茶余饭后的笑料，当今政治的活宝！那位市委宣传部长到作协来升官（作协跟和尚、道士一样，都是有级别的，而且级别很高，市委宣传部长副部级待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正部级待遇），皇恩浩荡一番，语无伦次一番，臊的你王力雄落荒而逃，人家面不改色心不跳，玩的就是这副混不吝的滚刀肉境界。

他们一两个人玩儿倒罢了，问题是一些作家出身，寻常看起来还有些尊严的人也乜斜着上级组织的脸色，唾面自干，跟着搭台唱戏，混不吝地玩儿。为了让这位前市委宣传部长和他的前任、中宣部某副部长领导中国作家协会——如同 “ 拉普”或自杀作家法捷耶夫（注：《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作者）领导过的前苏联作家协会——合法化，代表权力意志，管辖、操纵作家思想、创作，指挥和引导中国作家可以写这个，不准发那个，他们举手让两位跟“作家”这种职业毫不相干的人当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指鹿为马地让党棍通过了“作家”这道门槛。接下来的是，一位深受组织爱戴的乖女子登堂入室，接替巴金当上了中国作协主席，并且宣布“大师的时代结束了”（潜台词是“庸人的时代到来了”）。

再接下来，你看那江山如画：檀口轻唾，烽火一笑。

我承认，我们被组织了，我们必须以他们准许的方式和语调说话。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存在。放在当下的语境里，被组织被管制被压抑被蹂躏被害怕被恐惧逐渐演化为一种习惯，习惯又逐渐蜕变为自然，自然便顺理成章，为施虐受虐的习惯和自然辩护似乎也就天经地义了。施虐者和受虐者历史与现状合理性的论证是公然的，而且这种论证即是害怕、恐惧的心理释放，也是虚拟安全感和预期利益的获得。这不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式后极权主义变异？

这时，我们发现，要维护我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平时让我们非常厌恶且非常恐惧的制度安排，完成个体心理救助、补偿的社会性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患者。我们对这种社会心理疾病的警惕、研究、防治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和言论、思想、创作的自由是治愈这一社会心理疾病的前提。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抑，即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宏观层面上，我们很难有所作为。但是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却可以大有作为。有人说，中国当今社会是“没自由，有空间 ”，空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公共性空间”，而不仅是合理的利益空间）是挤出来的，争出来的，打出来的。俯首帖耳没空间，俯首帖耳的表现只能导致平庸、蹩脚、愚蠢和智力低下，可能那些你想讨好、献媚的权贵骨子里都未必瞧得起你。什么是挤、争、打的武器，面对专制极权主义，怎么才能让自己体面、有尊严？目前我能想到的，只能是专业主义。不能硬碰硬地提升专业意识，坚持专业标准，恪守专业伦理，抵制专制意识形态和人事侵入，于是包括中国作家协会在内的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文学、艺术、新闻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的专业团体办成了帮会（各级学会、协会少数人组成的被恩准的利益集团）、堂会（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下作和沦丧就是必然的了。

专业主义的伦理很简单，它是常识论理的专业化体现，容易理解，也容易遵守。面对金钱，我是以专业化标准和自尊获取利益的（可能利益更大）；面对强悍、蛮横的干涉、管制，我会说，我只想当一名好记者好编辑好作家好法官好教师好学者，而“好”是有专业标准的，你不是专业人士，请免开尊口。退一万步说，我只想做一个心智健康、言行一致的好人，我有起码的良知，我将用谦卑的口吻告诉你，你不应该强迫我跟着你学坏，香臭颠倒，是非不分，你曾经这样做过，现在不允许了。这个要求不过分。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我被告知：作为个人采取行动可以，作为组织机构就不行了。这有什么区别？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组织机构不是由每个人构成的吗？机构的意志，是每个人意志的集合。机构不是雨伞，不是个人卸责的垃圾桶。你说个人意志“难以实现”，那要看去没去努力，怎么去努力。我要提醒的是，我在这次评奖活动中看见了某些个人意志，这个“意志 ”是既有经验的精准印证，更有削足适履又不知其履有多大的惶恐揣度，当然也有既得利益最大化、万无一失的“自律”，以及组织和个人的政治表态——你看我不是在添乱，而是在补台；我没有反骨，也不会提批评意见，我是个乖孩子；为利益预期增加筹码。

评奖是一种社会行为，我说“自我意识和历史感 ”，是说我们的行为一旦具有社会性质，就要根据社会各种因素反应的可能性和被历史凝固的传播景观来决定我们的行动选择，否则可能是盲目的，自欺欺人的，甚至可能是助纣为虐的。我们不能永远用无辜“受害者”的角色来躲避历史责任。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始终在说：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只是参与的程度不同罢了。

《信》在互联网流传后，有位此次获奖的老朋友追问我：你写《信》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说，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立场，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在哪里，别人怎么玩儿我不管，也管不着，我只是想说：我不跟你们这么玩儿。这纯属个人信念和历史心理问题，与别人无关。再者，我与王康兄有着共同的憧憬：自我启蒙，如康德所言，“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卢跃刚 2009、3、22

China Mobile’s Pornography Business

Rui Guo — Unknown, 30 Nov -0001 00:00:00 +0000

[China's recent tightening of internet censorship in the name of harmonious society has led to the shut-down of many websites. Ironically, the State Owned Enterprise China Mobile's internet pornography business has never been regulated. Chinese blogger "Tiger Temple"(Laohumiao) recorded the web locations of these porn sites, and analyzed where the billions of profit went. ]

中国移动通信：移动色情专家

from: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6851608.html

Go to Jail for Food: A Chinese Old Man Commit Robbery for the Bread in Jail

Rui Guo — Wed, 25 Feb 2009 21:11:41 +0000

from SINA.com

农村养老困局调查：超过一亿老人靠养儿防老

“牢”有所养

70岁的湖南村民付达信因为贫穷无法养老，选择来北京抢劫，享受监狱中的“福利”

若不是上了电视，村里人还以为付达信仍在广西柳州收废品。

去年8月，在同乡带领下，付达信去了柳州。3天，他没收上一个废品。而且，70岁的他发现自己已骑不动小三轮。他决定赴京反映情况。

一路上，他不断捡着破烂，以凑足一张火车票的钱。

9月8日下午，付达信出现在北京站广场。一名妇女排队买票。付抢了她一张百元钞票，持刀笑着。

“神经病。”妇女嘟哝着走了。

“我当时这个气啊，想她怎么不喊啊，如果一喊，警察来了不就行了吗。”事后，付达信这样对媒体说。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回家的女大学生。这次警察来了。

付达信乐了，“我可以不做事，我可以进监狱享受福利了。”

“他生活得很苦，2003年每天生活费最少时只有1块钱。”付东文是付达信的邻居。她说，付达信早在2007年就曾赴京上访，不过那次没有结果。

村里人还说，付达信这辈子都是孤身一人在广西、广东打工，从没娶过媳妇。付在出事后说，他之所以没有结婚，就是因为穷。

付达信现在的屋子租给了一个叫胡俭的外村人住。胡俭说，记得一次天黑，付达信一个人捧着个大碗蹲在门口吃饭，除了饭和凉水，碗里没有菜。

付达信进监狱后3个月胖了10斤。他对狱警说，在狱中，这是两年来他第一次吃肉。每次吃饭，他总是一小口一小口小心地吃。

当法院判处他2年有期徒刑时，付达信对法官说，“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他说，留在监狱里，就不用为以后的生活发愁了。

Fu Guoyong, From Knight to Citizen–Liang Yusheng

Rui Guo — Wed, 11 Feb 2009 18:36:35 +0000

傅国涌：公民代替侠士：梁羽生走了

此文在《南方周末》09年2月5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1924年出生的梁羽生走完了他在尘世的全程，在遥远的悉尼。此刻，我脑中首先跳出来的却是少年时代初读他的《七剑下天山》，迄今仍念念不忘的开篇那首词：

“笑江湖浪迹十年游，空负少年头。对铜驼巷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
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怅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拼葬荒丘！”

二十几年来，这些句子一直在我的生命深处不时地浮现。我虽未见过梁羽生，但从小熟读他的作品，包括武侠和文史小品，七、八年前因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之约，为那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写一本《金庸传》，在收集材料时对梁先生的生平也颇有留意，在心理上有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他和金庸共同把这个形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两座并峙的高峰。虽然金庸多次说武侠小说只是”娱乐性的东西”，”没有崇高的社会目标”。梁羽生在1980年3月甚至这样说：”我本来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缘，写上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在刀光剑影之中，已是浪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了。”但凭心而论，他们的武侠作品确已超越了单纯的打打杀杀，在娱乐性当中赋予了许多历史的和人性的因素，将爱恨情仇、江湖庙堂、生生死死都演绎得曲折有致，不能说是”浪费”。擅长旧体诗的他曾以一首新诗来阐释对武侠作品内涵的理解：”正派侠士只是理想的梦幻/但我相信那会是真实的存在/因为我在现代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侠士的襟怀/因为他们善用自己的幻想/不是依靠别人的脑袋/如侠士之敢于傲视世界”。在”不是依靠别人的脑袋”这一句，我们可以隐约体会他对笔下侠士的一种期待和寄托。

对于他们的武侠小说，如果放在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确实不宜过高。而从文化史的角度，则具有别样重要的意义，作为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的一个文化现象，他们立足香港的创作，在两岸三地和整个华人世界风靡数十年而不衰，最初的用意虽是娱乐，却在不经意间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他和金庸也因此成为创造了一个时代的人，在文化上的影响要大于许多文学成就高过他们的作家。这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化命运造成的特殊结果。当时大陆几乎完全禁止出版武侠小说之类的通俗娱乐作品，进入一个全面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海峡对岸也处于长期的戒严时代，对文化有诸多压制和禁区，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只能借助小小的香港才能保存下去，他们恰逢这样一个时代，并且抓住了这个时代，这是他们意料之外的收获。

从根本上说，包括他和金庸在内的武侠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我有一个看法，在漫长的专制中国，我们的文化几乎就是为帝王服务的，可以称之为帝王文化。作为补充，产生出两个支流，清官文化和侠文化，中国人无法想象以制度安排来解决社会不公，就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侠客身上，这是侠文化产生的深层原因。只要中国没有完全跨入现代社会，侠文化就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一贴精神安慰剂，可以满足人们潜意识里寻求公平、正义的欲望。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正是他们两人将侠文化发扬光大，在他们笔下，那种萦绕不去的家国情怀，以及对公平、正义这些价值的肯定和张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汉语读者的内心需求。

和” 查良镛”被”金庸”淹没了一样，他的本名”陈文统”也为”梁羽生”这个笔名所遮掩，他自己更重视的《笔照六花》等文史小品更是为他的煌煌三十五种武侠作品所淹没，比他写武侠更漫长的报业生涯也被读者所忽略。说到底，最终他被那么多人铭记就是因为《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绝塞传烽录》这些作品，和他创造的凌未风、张丹枫、金世遗这些人物形象。

他和金庸的教育、爱好、身世、命运也有许多的相似处，金庸是读国际法的，他在岭南大学读的是经济系，在1949年前后的时代剧变中，他们都在香港《大公报》系统工作，他们都痴迷于下棋，都有很深的文学素养，很强的驾驭汉语的能力，金庸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更多，文字也更有魅力，而梁羽生的古典文学造诣更高，他自填的那些词，读来慷慨、苍茫，回肠荡气，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他们先后开始在报纸上写武侠小说，共同开创了武侠文化的新时代。还有一点，他们的父亲同在 1951年被”镇压”，1986年，《团结报》发表题为《梁羽生之父恢复名誉》的报道，其中说，香港《大公报》撰述员、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于1951年在广西蒙山县被”错误’镇压’，梁父之死实属冤枉”，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则姗姗迟来的消息曾令他悲喜交加。

与金庸不一样的是，他虽然长期在左派报纸就职，却与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且始终对经商没有兴趣，有人劝他像金庸那样自己办报，他没有接受。在香港，他过的是相对平淡的生活，就是在名声鼎盛时期，也保持着平常的心态。据说他最欣赏的是柳永的这句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从1954年发表《龙虎斗京华》到1983年写完最后一部《武当一剑》，三十年间，武侠小说创作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1987年退休一年后，他就悄然移居海外。可以说，他是个传统文人，喜欢”短锄栽花，长诗佐酒”的闲适生活，一生保持了文人的清高和骨气，自称”名士气味甚浓”。即便退隐江湖，也退得干净利落，在平静和安详中安度余年，并在1994年正式皈依基督教。这样的澹泊，是一再宣称退出江湖的金庸所没能做到的。

作为基督徒，2009年1月22日这个日子对于梁羽生来说，不是死亡之日，而是永生之期。他的离开同时也是一个象征，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尽管他的作品今后还会有人去读，但是，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注定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靠公民、不靠侠士的新时代。

2009年2月1日

转载自：傅国涌博客

南开食品专业生大学生谈如何自助避险（食品安全风险）

Rui Guo — Fri, 03 Oct 2008 16:42:10 +0000

转自南开bbs

发信人: tjvegita (天骄一帝王贝), 信区: Lecture
标题: Re: 提个建议
发信站: 我爱南开站(2008年09月17日14:34:30 星期三), 站内信件

作为一个食品专业的本科生我对我们专业是彻底失望了

想当初系主任展望我们专业的美好前景的时候曾说“中国的食品行业还是有很大发
展空间的” 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发展空间”了套用师兄的话“中国的很多东西还真
不是做给人吃的

从“阜阳大头娃娃”到现在的“三鹿事件”，从苏丹红到肝炎病毒矿泉水。我们的食品
安全课从来不缺素材。几乎每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都在爆料，有些是大家都知道的，有
些是我们专业的黑幕。

当大家还考虑是买脑白金还是纽崔莱的时候，你是否想过你今天的午饭可能就是你若干
年后，各种各样怪病的罪魁祸首。

中国现在的食品行业根本就不是什么营养健康的问题，是安全卫生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把我们上课说的那些食品问题贴出来

也许大家会觉得吃了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事或者是疑神疑鬼的什么都不能吃活着也
没什么乐趣

但是我想说有害食品实际上是个概率问题就跟抽烟一样。都知道抽烟对什么身体不好
会导致这病那病，但也有些老烟民活得好好的。但是从统计数字来看抽烟还是会挂得
更快一点

ok 我开始贴吧以下是我们系教授说的有什么不对的牛人可以指出来

吃鱼的话最好吃本地产的

新鲜鱼常温下高密度运输的存活时间是8小时。跨地域运输的时间少说要3小时，鱼市早
上开市至少也得卖一天吧，怎么算都无法控制在8小时之内。消费者是不会去买死鱼的。
怎么办呢只能加孔雀石绿。孔雀石绿是种工业染料，还可以用来炼铜，杀菌效果很好，
又便宜。但对人体有致癌作用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行业的潜规则，没办法的。所以最好吃本地的鱼，越近越好。外地的
水产品还是买冰鲜的吧

少吃青蛙和黄鳝

少吃青蛙是因为现在农药使用得太厉害了，青蛙食量很大，体内富集的农药相应的也比
其他动物多一些。体内很少有不残留的。

黄鳝用避孕药催熟大家肯定都知道。上次有个厂家找到我们系主任说要一起研究“避孕
药催熟的代用方法” 汗啊避孕药催熟现在俨然成为养殖工艺流程的一部分了

大排档用的肯定是潲水油，只是比例多少问题

现在物价涨的这么厉害大排档只能在价格上有点优势听我们系的老师说基本上用的都
是潲水油，而且有很完善的分销网络。有负责收的负责运的买的负责打点检验部门的

检验部门的人自己私下都说，要查都有，谁让你自己去吃的

蔬菜上的农药残留用水是泡不掉的

我妈以前老是觉得菜上有农药的话买回来泡一泡就没事了事实上使用最广泛的有机磷
农药根本就不是水溶性的是脂溶性的怎么可能泡一泡就没了呢~~

有这种事，农民兄弟吃了自己的种的菜中毒的，原因是农村普遍认识，觉得喷了农药以
后，下点雨，打点露水，农药就失效了，然后继续喷。导致蔬菜上农药严重超标，因为
农药像油一样粘在叶片上，很难洗掉的。然后就有人在一场大雨后把昨天才喷完农药的
菜，拿来自己吃或者去卖。然后中毒，去灌肠。

那么怎么洗呢，有人说用盐水。我觉得效果应该不好，没听说过氯化钠能增加有机磷在
水中的溶解度。教授他自己是用洗碗精，只要一点就好。

可能有人会觉得洗碗精会残留在菜里，吃了不好。一滴洗碗精洗菜最后残留的真的只有
痕迹量的成分，每天洗碗残留在碗上的绝对是这个的数量级。洗碗精的成分就是十二烷
基磺酸钠，没有文献显示它对人体有什么毒害作用，只要你不把它当泡泡果奶喝。

贝类在海鲜中最应该少吃的

原来广州流行吃生蚝（先在也还蛮流行的）放在几十年年前，这是没有? 裁创笪侍狻Ｏ?BR>在不一样了，江河湖海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重金属元素是就是其中之一。什么汞
啊，镍啊，铬啊。贝类大部分长在大陆架上，以水和泥沙中的浮游动植物为食。而那些
重金属就全部沉在泥沙里。外加一些乱七八糟的微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

贝类在加工过程中因为壳的缘故很难食品安全要求的温度。餐馆里大多随便颠两下就出
锅了吃了不仅可能拉肚子，搞不好吃进了不少重金属毒素。

所以吃海鲜最好少吃贝类（口味上我也觉得螃蟹什么的比较好吃）

点心最好买不带奶油的，一定要吃奶油的话，就舍得点去买个用天然奶油的吧

我这里说的不是会不会长胖的问题。而是人造奶油对人身体的影响。

人造奶油学名是氢化植物油。这个名字听上去蛮健康的（我妈就这么想的，只要有“植
物”“天然”这样的字眼她就觉得蛮健康的）其它就是反式脂肪的一种。油炸食品被诟
病为垃圾食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

这里我直接引用文献好了：

“研究显示反式脂肪含量高的饮食和诸如心脏动脉疾病以及动脉硬化等疾病有关联性每
天摄入反式脂肪5g，心脏病的发病几率会增加25%”

美国为什? 吹醚懿〉哪敲炊啵堑囊诚肮呖隙ㄓ泄叵档摹Ｒ郧盎姑挥姓飧龈拍?BR>，现在越来越多的蛋糕店以使用天然奶油为荣了。

2007年7月，纽约市规定所有的速食店，都不可以再使用反式脂肪，否则将被罚款。

国内现在出了极个别的高级品牌连锁店（不要跟我说麦波啊·~）如breadtalk之类有贵
的要死的天然奶油蛋糕（其实也不值那个价）其他的一律都是氢化奶油做的

所以老人过生日，别再弄两块硕大无比的奶油蛋糕给他吃。要吃的话，把奶油刮了吧~~

远离反式脂肪绝对不是不吃奶油这么简单

接着刚才的话题，反式脂肪现在已经渗透到食品的各个角落，油炸食品，蛋糕，甜甜圈
，饼干几乎都是用的凡是脂肪。因为它便宜啊，而且烹调特性，又好起酥又不容易变质
。于是你用我用大家用。少吃点没关系，每天坚持不懈的吃的话。。。呵呵呵

说到坚持不懈，现在上班族喝咖啡就挺坚持不懈的。我马上就要工作了，估计到时也差
不多吧。咖啡是跟伴侣在一起的，袋装的配好了，瓶装的自己配。

伴侣可以使咖啡变得细滑香浓，但很少人去探究伴侣到底使什么？

是什么呢？

椰丝？我在没上专业课之前也一直使这么想的。多像啊，白白的，香香的。

事实上伴侣是油，去看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标签吧，成分那一栏写着“氢化植物油”

伴侣的生产过程就是把氢化植物油喷雾，小液滴在空气中被裹上一层膜，然后干燥。

每天一小匙，咖啡伴侣，就是一小匙反式脂肪。还不算上你蛋糕饼干油饼里的那些。

记住每天5g反式脂肪，心脏病的发病几率会增加25%哦

最后说下保健品吧

从来没见过我们系的老师逢年过节送过什么保健品的。

老师帮企业做项目，企业除了给米米之外，也送会点产品过来意思一下。做枣子的送点
枣子啦，做酒的送点酒啦。但保健品场除外，就给钱，给很多钱。绝对不会弄两箱口服
液给老师家送，那太讽刺了。“我还不知道你这里头是什么，你还不如直接送点鸡蛋好
”

现在中国的保健品市场，基本停留在买概念的阶段。Marketing绝对比R&D来钱来得快。

随便说几个吧

脑白金

吃过的人知道，一盒里头两大瓶水加几板胶囊。

有效成分其实只有胶囊里的褪黑素但几百块钱就几颗丸子，消费者不会买啦。太贵了。
加上两瓶主要成分比王老吉多一味药（山楂）的“纯天然制剂”大家就觉得划得来了。
赶上优惠大酬宾，再多给你一瓶“纯天然制剂”就“物超所值”了就“过节不收礼，只
收脑白金”了

回过头看褪黑素是什么.原来是美国空中乘务人员，倒时差用的药品。没什么害处，但也
没什么神奇的效果。20刀一大瓶，一百粒。每一粒可以做两粒脑白金胶囊。自己算算他
的利润吧

黄金搭档

脑白金的姐妹产品，一样sb的广告。一样的铺天盖地。把一块二一瓶的维生素买到一百
二。牛!

他的诉求点是：中国人磷铜超标，再补会有副作用。黄金搭档的营养成分都经过严格搭
配所以就值这个价。

学过营养的人都知道这根本就是扯淡嘛

广告上说的那些“面色红润有光泽个子长高不生病”没错是维生素的效果，维生素是重要
，要不怎么叫维生素呢。但那是缺维生素的人吃了维生素以后的由亚健康转为健康的表
现。换句话说，你如果不缺，甚至是不是严重缺乏的话，是没有明显效果的。有也是心
理作用。你想你心情一好了自然就面色红润有光泽了跟他nnd黄金搭档有什么关系啊

还有所谓的严格搭配跟更可笑。维生素又不是激素，多吃一克会死人。水溶性的维生素
如Vc 吃多了就随尿液排除体外了（还有理论说超量服用Vc可以防癌，是据牛逼无比的
泡林说的，他自己就是实践着，拿了诺贝尔奖，提出泡林不相容原理还活了90多岁，有
兴趣可以google 一下）脂溶性维生素吃多了倒是会对身体不好但那是得怎么个吃法行
啊每天用鱼肝油炒菜？

安利的纤维素蛋白粉

安利的东西都知道海贵了。他还喜欢一套套的让你买

他说的那些纯度啊什么的也都是真的。老外的工艺还是没得说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99%的蛋白粉吗？

来我们来看看他的生产流程吧

拿最常见的番茄为例。安利有很多番茄系列的产品又是番茄红素又是果胶又纤维素

把番茄买来皮归皮肉归肉皮里绝不带一点肉肉里绝不带一丝皮

然后皮去提取番茄红素肉去做果胶纤维素

再然后我们就有了高纯度的几百快一瓶的番茄红素果胶和纤体纤维素

安利的专业营养师会“建议你一起服用，效果更佳”

于是你花几百块让失散了多年的果皮和果肉团聚在一起

我花几块钱买个西红柿享受跟你相差无几的服务也许口味还更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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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木槿茸同学的提醒：还有食用油的问题，应提到家家户户的日程上来！

提倡家庭最好选购小瓶装的油，尽快使用，不然在保存和存放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致癌物质！

陈晋【哈佛笔记】:失败的好处《财经网》

Rui Guo — Fri, 11 Jul 2008 11:20:07 +0000

哈佛毕业典礼上，J.K.罗琳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失败的好处以及想象力的重要性

6月5日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周的最后一天，正式毕业典礼在Tercentenary Theatre举行。
这一天的主讲人，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42岁的罗琳身穿白底粉花齐膝连衣裙、乳白色毛衣披肩，与周围身穿黑色博士服或深色西装革履的学者绅士迥然不同。她的神态也有些像小姑娘见大场面似的局促不安，这与旁边的女校长形成鲜明对比。
她幽默的开场白解释了这一切，“接受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讲演的邀请以后，几个星期我都紧张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下降了好几磅。我想这对我个人和哈佛大学来说是个双赢的局面。”几千名听众都笑了。
“后来，我想到了21年以前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当时，主旨讲演人是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Baroness Mary Warnock，可惜的是她说了什么，我现在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所以我想即使我今天说错了什么，也不会对你们的远大宏图有什么伤害。这样想着，我就轻松了许多。”大家又笑了。“今天当你们走出这场讲演之后，还记得这个（笑话），我的影响就比那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还大。”大家笑着鼓掌加以鼓励。
罗琳转入正题。“哈佛大学学生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失败，以至于在你们眼里的失败就是普通人眼里的成功。但我想告诉你们，失败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她说，她的父母从未上过大学，家境贫困，一心想让她成为一个有专长的劳动者，今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按时偿付房子贷款，老了有固定的退休金，不用被贫困缠绕。但是她上大学时，完全没有学习的动力，惟一的爱好就是一个人趴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写故事。她父母认为这只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的怪僻，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稳定的工作。
罗琳说，“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最害怕的甚至还不是贫穷，而是失败。”但是，大学毕业后第七年，她迎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短暂的婚姻结束了，她失业了，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以外当代英国最穷的人。父母和她本人最担心的一切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我还要谈起失败的好处呢？简单的说，是因为失败会为我们揭去表面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再装模作样，终于重新做回自己，开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惟一在意的作品中去。如果我此前在其他的任何什么方面有所成功，我恐怕都会失去在自己真正归属的舞台上获得成功的决心。”
罗琳说，在失败中，她反而获得了自由，因为她最担心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我还活着，而且，我还有一个我喜爱的女儿、一个旧打字机和一个大理想。”她发现，失败赋予自己内心的安全感，让她明白关于自己的一些东西，意识到自己拥有坚强的意志以及宝贵的友谊。“我历经艰辛才获得的财富，这比我得到的任何资格证书都更有价值。”
罗琳告诉台下的哈佛学生，“当然你们不会像我一样，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彻底，但你们不可能不在任何事情上没有任何程度的失败。如果你因为生活谨小慎微而没有任何失败，那么这样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生活过。这样生活的本身就是失败。”
“你的生存能力以及你和朋友的友情只有经过挫折的考验，你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认识友情的力量。”她说，生活是艰难的，复杂的，任何人也不能完全控制。“谦逊地懂得并接受这一点，会帮助安然你度过生活中的风浪。”
罗琳接着转入第二个话题：想象力的重要。“你也许在想，我说想象力重要，是因为想象力在写小说中的重要性，但我想在更广义的角度说明想象的重要。”
人类可以通过想象，换位思维，理解其他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用这种能力控制别人，增加自己的权力，也可以用这种能力同情那些经历过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苦难的人们。“有些人只愿意生活在他们自己舒适的圈子里，从来不屑于想象如果他们生在不同的家庭、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经历，会怎么样？但他们对他人的冷漠只会有一天被更大的恶梦惊醒，因为他们的冷漠就是对邪恶势力的默许。”
她说，她二十几岁时在伦敦的一个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总部工作，挣钱糊口。她每天接触的都是其他国家受政治迫害的人们的证词，听他们讲述受迫害时恐怖的经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其中一个人在听到他妈妈在他们国家被政府抓住枪决的消息时撕心裂肺的惨叫。
在这个国际组织，她也看到了很多人类好的方面。“我看到了人类为了争夺权力，维持权力的残酷，但我也看到了人类的善良和慈悲。”在这里的工作，成了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
她总结说，“人类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影响的。我们的存在就会影响他人。哈佛的毕业生会如何影响其他人呢？你们受的教育给你们独特的地位和独特的责任。如果你们能够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说话，用你们的想象力，想象他们的经历和困苦，那么庆祝你们毕业的不仅仅是在座的骄傲的家长，还有千千万万被你们帮助，被你们影响的人。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改变世界的能力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能力憧憬更好的未来。”
最后，罗琳说，在她21岁毕业典礼时，坐在她旁边的同学是她在困难中求助的最好的朋友，他们后来也成为她孩子的教父教母。她希望哈佛毕业生能够拥有和她一样的持久而真正的友谊。
罗琳的讲演只有21分钟，但台下的掌声将近两分钟。有趣的是，当天的小雨在她开始讲演时停了，在结束时又下了起来。第二天的校报报道说，“这是不是罗琳的魔法在奏效？” ■

威廉.J.斯顿茨(William J. Stuntz):癌症随想

Rui Guo — Fri, 27 Jun 2008 13:06:43 +0000

[今年年初，哈佛法学院教授威廉.J.斯顿茨(William J. Stuntz)在体检中发现患有癌症。最近的消息，癌症已经是晚期。我曾几次听过斯顿茨教的讲座，参加过他组织的读书小组，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吸引。他人极和善，对待学生热情，也有很多朋友。消息传来，朋友、学生们都很担心——癌症本身就是个令人绝望的消息，更何况是他这样一位事业如日中天的壮年人。斯顿茨教授却处之泰然，让人敬佩。以下是一篇他近来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原文见这里。]

我的癌症已经升级了：现在正式进入四级（癌症最晚期–译者注）。医生在我的左右肺叶上各发现一个小结——不过是癌症肿瘤的委婉说法而已。这周，我已经开始了化疗。下周，两位胸外科医生会来为我诊治，等到夏天，他们会开刀切除肿瘤。毋庸赘言，这不算个好消息——尽管，由于医学的进步（特别是那些政客们常常攻击的医药公司），这也还不算最坏的消息。还是得看看治得怎么样。

我从前没有经历过这些，但根据听到和读到的东西，我现在似乎该开始问些问题:为什么会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呢? 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问题并不难。为什么世界上有重力？为什么太阳从东方升起？从科技方面看有各样具体的答案，但形而上学的答案并不难：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在这儿，答案也同样适用。只有在这个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人们才会有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我们指望长寿、无病痛。苦难和早夭（奇怪的词，怎们可以用早晚来修饰死亡）在地球上大部分地方的人中间都是常态，在美国的先辈中间也使如此——其实洞识世事的人知道，这在今天美国同样没变。四级（晚期）癌症在中年人中，毫无征兆地来临，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至于问它为什么会落在我头上，其实这个问题有个隐含的前提：我该得个好结局。两个回应。其一，我并不该得好结局——对免予病痛和损失，我不比别人多点什么道德上的理由。很多人比我更有道德，但承受的病痛更多。有些看来没道德的恶人，却轻轻松松过完一生。–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再说一遍，在我看来，这个前提似乎只有一群身处时尚最富有国家的经历极为特殊的有钱职业人士才有。我们认为我们的世界是基于能力和道德的。不，其实不是。运气、命运、偶然—不管你叫它什么，它对我们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我们本人的能力或道德。古代的贵族制度根据出身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来分配财富和地位，今天所谓“成功制度”根据同样地根据时间地点的偶然来分配财富和地位。差异要远远小于我们想要相信的。一旦理解了这个，恐怕面对最坏的疾病消息，都难以自怜起来了。我的一生得到的已经远超过命运的博彩该给我的。要是在抱怨这一回合的失败，未免显得粗陋——要是我真的败这一合的话；恐怕还未必。

回应之二更简单；来自电影《不宽恕》。Gene Hackman 临终，告诉Clint Eastwood说：“我不该得这么个终了。这么死了。我修房子来着。” Eastwood回答道：“该不该和死没啥关系。”

这个答案是对的，我认为。世界一片混乱，上下颠倒，左右混淆。坏事常常发生，长远打算（例如Hackman修的房子）常常归于无有。该不该和死没啥关系。

那，为啥我们总不会这么想呢？其原因，是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事实的最大理由：我们内心深处期望、甚至要求一个道德秩序——在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秩序存在的世界，我们站在屋顶上发出呼号。好的形而上学理论都得同时解释这两个现象：对所求之道德秩序的期望，和道德秩序存在的无根据。唯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我认为，就是从世界本身在创造时的美好和后来的扭曲、腐化和失范。在我们内心深处深藏着世界本该如何的痕迹；丑恶的现实无法把它们挤出去。当然，现实还是存在；我们无法否认。基督教看到这个现实，按其本相承认它，——但同时看到期望，承认期望的来源。

根本上：我无须他人告诉我为何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同时，我当然也不认为在这个世界的败坏过程中我该是个例外。

但我需要知道一些事。三点，准确点说：第一，不是只有我一个；第二，在我所爱的人和创造我的上帝面前，我的疾病没把我变丑陋；第三，不知如何，好事可能从这些坏事里产生。我的信仰告诉我，宇宙万物的上帝曾尝过我所尝的全部痛苦，并且大过我的万倍。死亡和痛苦不能把人和造物主分离开来——恰恰相反，它们把我们和造物主更加联系得紧密。樊篱变成了桥梁：这就是道成肉身、十字架和死里复活的伟大神迹。所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受苦。约伯的故事证实了这一点，上帝决不会拒斥病痛的丑陋，而是接纳那些受苦的人，并且代它们受苦。美丽和丑陋在这里恰好角色互换。约瑟的故事和福音，都表明上帝愿意用最坏的事情成就最好的事。这不会让堕落的世界好上半分，但确实让它更容易应对。

这不是自言自语而已——至少我不希望是如此。对我而言，这是些有道理的话：这些描述符合我所看得见、摸得着的美丑参半的世界。这些话回答了我心中渴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为什么我不会问那些问题呢？

Congratulations LL.M. Class of 2008

Rui Guo — Wed, 30 Apr 2008 03:57:58 +0000

Congratulations LL.M. Class of 2008
We Are Almost There
Maritza Reyes

Some of my fellow LL.M. students have asked me to share my sentiments about our experiences at Harvard Law School. I am honored by their request and humbly comply. This is not a good-bye essay but an “until we meet again” message. First and foremost, I congratulate the LL.M. class of 2008 and our families for reaching this professional milestone. We share in this accomplishment with our loved ones who cheered us from afar or traveled to be here with us. We thank them for their patience, love, and encouragement. We also thank those members of the faculty and staff at HLS who went above and beyond their job responsibilities to make us feel welcomed. Thank you for the professional and respectful treatment that you provided to each of us. We also convey our appreciation to the J.D.s who demonstrated genuine interest in our perspectives and diverse backgrounds. Last but not least, cheers to the S.J.D.s who helped us to understand “the ways” of Harvard Law and the Graduate Program.

When we arrived here less than a year ago, we were a group of lawyers from all confines of the world. In a class as large as the Harvard LL.M. class we have managed to identify colleagues whom we now call friends. It is our experiences as students at Harvard Law that bind us together. Our LL.M. class includes academics, judges, prosecutors, defender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government lawyers, associates, partners, and recent graduates. But when we arrived here, we each adopted new, shared identities-as students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system. We needed the most basic information, like what are Lewis, Pound, and Langdell? Where are Holmes, Ames, and North Hall? These names have now become ingrained in our memories. Orientation week helped us to break the ice, begin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have a little fun together before starting classes. For most of us, the end of orientation week meant that the partying stopped and the real work began.

The LL.M. academic year at Harvard is one of those once in a lifetime events that many hope to achieve but few are able to obtain. It is an intense and demanding endeavor. It i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learn from prominent faculty as well as from fellow students. Certainly, those who embraced the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s learned as much about the laws of other countries as about the world, first-hand. Yes, when we look around our LL.M. class and the different groups of students, it becomes easier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It is a world where people are connecting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internet regardless of geographic distance. But it is also a world where people suffer from poverty, hunger, war, racism,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As attorneys, we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some of the societal challenges of each of our countries because we know the law and how to use it. It is this knowledge that places us in a position to influence the lives of our fellow citizens, governments,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society in general. We have been trained to present the facts of any given case or problem in the light that best suits our cause. We are masters in the use of language, analogies, interpretation, theories, persuasion, and pragmatism. We can choose to use our skills for purely personal advancement. However, I hope that most of us also will consider it a duty to contribute in the fight against human suffering and injustice. We can do this in different ways, including activism, legislative initiatives, volunteering, fundraising, writings, advocacy, or by simply speaking up for those who do not have a voice or the courage or freedom to raise it.

In ou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endeavors, we should be able to judge, for the most part, right from wrong and act accordingly. At times, this may mean that we cannot pursue a cause or make allegations to a tribunal that we know we have no basis in fact or law to plead or assert. Each of us must make this decision based on our own convictions, principles, and knowledge of the law and ethics rules. We should not become so arrogant about our professional standing, advocacy, and skills that we mislead, lie, or withhold evidence just because we can. These are merely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But adherence to these basic rules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even slightly,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of lawyers that is shared by citizens around the world (as confirmed through our conversations).

Beyond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ism, our contributions as attorneys may include speaking out against injustice even if we know that we may suffer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A just cause may be unpopular or at odds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ose in positions of power. Our ethical duty may also require that we refuse to assist in perpetuating a status quo that tramples on the rights and dignities of fellow human beings. Or, it may simply mean, at a minimum, refusing to participate in conversations in which discriminatory or disparaging comments based on race, gender, national origin, religion, age, disability, or sexual orientation are uttered. The pressures to conform may be great and our characters will undoubtedly be tested. But these are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self-respect, human dignity, professionalism, ethics, and the rule of law.

Indeed, if we take our oaths to heart, we have an awesome burden to carry. But we have chosen this profession. It was not forced upon us and we may decide to walk away if it becomes too unbearable. I am hopeful, though, that we can learn to balance the awesome responsibility placed upon us with the rewards of professional fulfillment and a life well lived. To find this balance, let us pursue personal connections beyond Facebook and e-mail. Let us nurture and recognize our own humanity. Let us feed our spirit and look for a higher meaning and faith in our lives. Let us reach for happiness and pass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actice of law!

And, now, I say to you, go into the world, celebrate, enjoy, contribute, make use of this hard-earned Harvard degree, and reach for your highest potential. But before we leave, after finals and papers are over, let us enjoy the company of friends and have a great time.

Congratulations LL.M. Class of 2008!

Maritza Reyes is a LL.M. student.

Some Good Chinese Movies

Rui Guo — Wed, 09 Jan 2008 00:04:03 +0000

Crazy Stone (2006)

Farewell My Concubine (1993)

In the Heat of the Sun (1995)

Platform (2000)

Mahjong (1996)

Shaolin Temple (1982)

Maybe to add some cartoon movies:

Baby Tadpoles Look for Their Mother (1960);

The Monkey King (1964).

The following two are just for fun. In 2005 Chen Kaige shot Wuji, which cost a huge amount of money but turned out to be a really crappy one. A netizen used some of his movie clips to make a humorous story named A Story of Murder Originated from A Piece of Bread, and then posted it on internet. The latter, aimed at making fun of Wuji, got millions of clicking from China and abroad. Chen was mad at the netizen and even threatened him with a litigation.

Wuji (2005); and a response video

A Story of Murder Originated from A Piece of Bread (2005) (19 minute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IU4udZRKEY

These films demonstrates the power of Chinese propaganda:

The Great Decisive War I, II, and III (1991).

You can find all these movies by simply copying and googling them. Enjoy, my fri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