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文:漫谈二流大学(清华北大浙大只是三流大学)

李志文:漫谈二流大学(清华北大浙大只是三流大学)

浙大上任校长杨卫对于大学发展曾谈过一些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然后,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我很认同杨卫的话。杨卫到底是开国以来第一个当了大学校长的常春藤毕业生。

按照杨卫的标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刚刚进入世界的三流水准。十年前,中国大学是没有资格谈SCI的。现在,前五名的学校,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在SCI的数量上,现在已经能在亚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国比比,也不见得丢人。中国有人海优势,再往后,这个成绩会更好。但这种比法再往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人家二流学校,不跟咱比这个。要用人家二流学校的比法,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又回到起点上:重新洗牌,咱们的成果几乎是零。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还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学?我们怎么才能进入一流大学,顶级大学是人人没有把握,只能当做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个人幸运的在美国顶级大学待过,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待的,然后到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当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应该是顶级,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统计过,90% 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所有知名商学院的会计学与金融学的当家学者(是讲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这几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与商学,一流没有问题,顶级可能就不是公论了。现在顶级的位子,应该是哈佛与沃顿。1983的沃顿应该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学院连一流都谈不上,甚至是被认为是一群二流学者拿着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摇撞骗。我的母校罗彻斯特大学在我念书的时候(1974),应该是一流大学在做顶级大学的梦,现在是一流大学在往下降。我现在担任讲座教授的杜兰大学应该是一流的尾巴,杜兰从来没有做过顶级的梦,想都不敢想,连一流都岌岌可危。表上都是美国的大学,二次战后,老美在各方面称霸了六十年,学术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来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国的三家,是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

从我的分析来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与三流可以按学校来分,一流多少能按学校分,顶级的大学与顶级的专业就不一定在同一个学校了。顶级大学的排名是相当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环境。顶级专业的排名是相当不稳定的,走掉一个大师,或大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顶级的位置就保不住了。以大学来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应该是三流,但在清华与北大,有些专业领域已经有点二流的味道,浙大是扎扎实实的三流。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大学是不入流,别难过,印度也一样。甚至日本也好不到那里去。日本自从百年前,有些大学冲进三流后,绝大部分的大学还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与团结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学术与思想上面是没有太多的建树的。这几年,北大与清华的国际化与超前意识,比绝大部分的日本大学要来得强猛。

我曾在香港科大做会计系的创系系主任,在离开科大那年,按顶级学术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会计系应该是扎扎实实的二流顶端,应该是美国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这个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中大来势汹汹。在会计学与金融学的领域里,全是老美天下,老欧只有亦步亦趋的份。由于拥有大海龟与牛外教,在会计与金融领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欧洲大学好,而且独步亚洲。

什么是二流大学?

杨卫为二流大学做了相当好但不完美的定义: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发一两篇』这句话上。我认为到了二流学校,基本上,已经不用简单的数字管理,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最好杂志一年能发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是,别说二流大学的教师了。我下面会详细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的不同。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California State,Kansas State,台湾成功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浙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就自然的数字挂帅了。在美国这些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有些就被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学,像Kansas State。这些大学,校长底气不足,难以抗拒州政府与议员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数字管理,简单明瞭,成本低廉。在亚洲,官本位下,校长发挥空间有限,许多是新兴国家,资源也有限,发展学术的第一步,就是先让教师们有拿到学位后继续念书的习惯。用SCI 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教育与学术效果,但总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学,基本上就是随意管了。台湾的有些私立大学,大陆的大部分大学就是这一类。

下面表一是基于美国大学最被认可的排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报告,再依照我自己的判断,为顶级、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学列出一些例子。每一流中,按照排名的顺序,由高而低罗列。顶级与一流是全部罗列,二流、三流众多,只是例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是在美国最少争议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观判断,这个表只是例子,不是科学。表中的顶级与一流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美国学校,是因为美国有最好的制度设计,几乎把全世界的学术精英完全吸收过去。我在一流大学里,列了法国的Ecole Polytechnique,其实只是『公平』的考虑。法国的Ecole有点像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学生是最好的,不输给任何的一流大学,设备还不错,但是师资与学术环境就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差多了。亚洲的三家二流大学,香港的科大与中大,日本的筑波都有很大的美国影响。读者可以指责我有偏见。我走遍世界,在欧、亚、北美、南美各国中的顶尖大学都有些朋友,参观大学、分析学术环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说是我的看法,不能说是我的科学论断。学术是尽可能的寻找客观的数据,但是学术结论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在表一,各位也可以看到,顶级大学全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较好的一流大学,还都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到了一般的一流大学,公立大学就多了起来。二流大学与三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没有列在表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私立大学,是不入流的。这就是资源与体制的互补了,私立大学体制灵活,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会办得比公立大学好。如果资源不足,私立大学的灵活体制反而导致它们胡作非为。

表一: 依照作者判断的大学流别示例(节选)

注:本表基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再依作者的了解加以调整。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偏重本科教育的角度。本表的微调多考虑了些研究成果的因素。表上顶级与一流大学,作者大多亲身访问过,每一家学校都有相识,在其中一半学校作者做过学术报告。

台湾的台大,大陆的北大、清华、与浙大,被分到三流,是让人非常气愤与不服的。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学生素质绝对的超过我任教的杜兰大学。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老师的『脑素质』也不逊于杜兰大学的老师。为什么杜兰可以在一流大学中吊个尾巴,而我们的北大、清华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兰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北大、清华、浙大是中国的国立大学。环境与体制,决定了学术机器的生产效率,原料的品质(老师、学生的天生素质)当然也会影响成品的质量(学术成果),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流大学,应该是SUNY/Buffalo, Rutgers, Florida, Kansas,与香港科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由于资源、地缘、历史因素,没法子与一流大学较短长。表上的一流与二流大学的运作、目标、渴望,基本是一样的。它们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差别。顶级大学的年轻副教授通常是一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一流大学的少壮副教授通常是二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之间的交流就要少多了。北大与清华已经有点二流大学的架势,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有点能力在一流大学的少壮精英头上动脑筋了,例如清华用了五年的时间操作,礼聘钱颖一从Berkeley回清华,浙大才刚刚有这个概念呢!

在顶级大学,谈文章的篇数,是粗俗的行为,被大家取笑、不耻。在那种学校,著作等身、大气蓬勃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好吹的?在一流大学,学者是梦昧以求『这辈子』能有『一、两篇』传世之作。但是这个梦是深藏心底,不能说的,说出来就下流了。在二流大学,是公开的说:『想当教授,就得有一、两个全垒打』。意思就是,想当教授,非得在顶尖杂志,发表一、两篇论文不可。如果像杨卫说的,每年要发一、两篇,就成了『牛饮』,只有三流学校的牛才这么公开的鬼叫。二流学校公开招聘讲座教授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质,不是数量。可是在内部提升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数量,不是品质。人家已经都做牛做马怎么多年了,没有功劳有苦劳,咱二流大学资源有限,那能养得起这么多神仙?只要你还努力听话,时间到了,苦够了,也就当上了教授了。

看一个学校的教师管理机制,就能看出这家学校的定位。在顶级大学,教授几乎人人有个讲座(endowed chair),这些老爷都是千辛万苦从对手那里挖过来的。助理教授几乎没有一个能升上去,极少数能升上去的,老早就有对手在挖墙角,又得千辛万苦的挽留,年纪轻轻,就得给他个讲座教授。校长的任务不是『管』这些人,而是哄着他们,赔着笑脸,防着他们与别人谈恋爱。校长更重要的任务,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各专业领域的动向,聘请到领导未来20年学术方向的大师。校长对大师那敢说个『管』字,磕头都还来不及呢!那怎么『管』这些老爷呢?出个假货怎么办?别担心,这些人好管极了。只要你的学校有足够的大师,顶级大学当然是大师如云,他们互相把对方管得贼紧。老子好不容易混到这个江湖名声,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们中间如果出了一个假货,别人对我们的本事产生怀疑,我的数十年修行,岂不被糟蹋了?在顶级大学里,每周定期的研讨会就是擂台,那些大师们,在擂台上杀得你死我活。

当然,如果一个顶级大学,请了个无能校长,一口气找了一群假大师,这个大学就马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顶级大学就垮了。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大学都在美国,又都是私立大学。因为只有美国的顶级私立大学才能发展出一个极精细的大师互相监管的『教授治校』的机制。美国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用了三百年的时间,用世界最优渥的资源,运用市场机能,慢慢把美国的学术巨厦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国的一流大学像伯克莱、康奈尔才能放心的让教授来管自己,管学校,甚至管校长。

美国的三流大学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国一模一样。李远哲这个学化学的书呆子,居然在台湾倡导『教授治校』,把台湾的大学变成政治角力场,乌烟瘴气!三流公立大学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会主义墙角』。没有大师级的学术地位,就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装配工都是人,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就可以不要脸,一旦没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脸。三流大学用SCI 数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脸,在我们管理学,这叫做防止『道德危险』(Moral Hazard)。

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所耗用的资源是惊人的,在外人看来是极度的浪费与没有效率的。师资是名校的命脉,这个『浪费』与『低效』,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最为显著。我用杜兰大学商学院做例子。杜兰商学院在过去十年,起码进了50个刚拿博士的年轻教师,每位教师的年薪,用2006的价码,是15万到20万美元,每个年轻教师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这十年的投资保守的估计是15万乘6乘50,总共四千五百万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为二、三流大学做贡献了。我们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挖角进来的,也就是说,顶级大学与其他的一流大学,用了更多的价钱为杜兰做了贡献。以顶级与一流大学合起来的五十家学校做群体单位,百分之九十的师资培育投资是为了二流大学做了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三流大学玩不起这个游戏,也就根本不玩了。从一流大学流落到三流大学的人,基本上都放弃了『研究』,反而,一直在三流圈子的学者,有些会兴味怡然地玩着三流大学的数字游戏。

有人会说,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轻教授,会为顶级与一流大学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这么多钱。哈!你就错了。杜兰的这50个人,在十年内,发表了大约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升等的那四个人发的。其他46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成果。用浙大、清华的数字管理概念来看,起码四千万美元是打了水漂了。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毕业生,这一辈子,不会在顶尖杂志发表文章。顶尖杂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学者写的。在杜兰商学院,学术成果主要是五个讲座教授(师资队伍的5%)做的。

那么,我们不干脆就让这五个学者专做学问,何必花这么多钱,让这么多人陪着玩?这就是学术环境的成本,没有这么多人日以继夜的干,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环境;没有九死一生,就没有英雄好汉。后面我会分析,什么叫一流的研究环境。

话说回来,中国可能穷些,中国的市场机制可能差些,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可能落后些。但是浙大、清华的许多教授的天生素质可一点也不比什么普林斯顿的那些书呆子差。凭什么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长哄着、伺候着,而我们清华、北大的念书人就得拍校长马屁、看书记脸色?我们也要教授治校,我们也要大师如云。好!有志气!那么,我们得先从三流大学转变成二流大学。下面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浙大、清华转化成二流大学。

怎么样才能办成二流大学?

我前面说过,顶级、一流、二流大学基本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在由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的关系。(关于历史于地缘对大学地位的影响,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四十年之久的查理斯•艾略特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六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他们优秀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办校宗旨、监管体制、评核方式基本是一样的。这些学校实质上是教授当家。二流以上的大学是一群学者的合伙组织(partnership)。而三流大学比较像工厂,教授只是拿薪水的『笔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学已经到了民主体制,而三流大学是农业社会的君主专制。

从三流到二流要比从二流到一流难得多。从二流到一流,甚至从一流到顶级,只要有资源肯拼命,就有可能做到。而从三流到二流是本质的改变、是思想的改变、是文化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用经济发展来做比喻。从二流大学到一流大学就如同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亚洲四小龙想赶上英国与意大利。香港与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纪末已经做到了。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就如同满清的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共和国的工业社会,打打杀杀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算结束,经过了非常痛苦、血腥、漫长的转型过程。这转型的痛苦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与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影响了现有在位人的利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一夜间荡然无存。从二流到一流大学,是按同一个制度体系力争上游,而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是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由于新的制度体系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反抗、破坏、挣扎就大得多。

在三流大学的体系里,文章数、学生数、头衔、行政职位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物质报酬分配的依据。在全是三流大学的官本位国度里,没有也不需要开放性的学术市场。在三流大学的体制下,要累积文章、学生、头衔、职位这些人力资源可不容易。首先做学生的时候就得选一个大牌做导师,当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样样周到。毕业后弄头衔、抢职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样不少。带着一批弟子打天下,要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交了不少朋友,结了不少世仇。在数字挂帅的体制里,比的不是真知卓见,而是组织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变学术体制,原来的学术领袖,就像满清遗老,痛哭流涕、顿失依靠。反抗的意念,这么会没有呢?

在三流大学体系里,博导可以任命,文章数可以计算,虽然不理想,但可执行性高,虽然大家做点没用的研究混饭吃,倒也有些次序,每个大学各混各的,相安无事。到了二流大学体系里,大师不是校长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学,没有一个市场机能做信息处理与汇总的工具,谁又知道那个是真大师,那个是假大师?如果假大师的人数,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比三流大学体系还糟糕。三流大学的博导是绵羊,校长吼一吼,就乖乖低头吃草。二流大学的假大师,是披着珍贵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长都吃了。哈佛教授参议会才刚赶走一位做过财政部长、要改革哈佛教授懒散教学态度的年轻校长。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够的真大师坐镇,如果那些假大师搞得过分,校长是冤枉的,真大师就都跑到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没有什么讲座教授因此离职,这个校长大概走得不太冤枉。这就是市场机制。中国有吗?这里有个小注脚。这个校长要整顿的对象,就是一个讲座教授,他一气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顿去也。这位讲座教授是真大师、假大师,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林斯顿接受了这一批人马,哈佛校长因此去职,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论,这就是市场机制。

办二流大学只是清华、浙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真正的教育家是办教育,而不是争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好奇与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数量。争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脚,我知道些,我也做过些。我一生的志向与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个真学者好老师。做为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我是不相信绝对道德观的,我认为道德是成本效益盘算下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做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我要贡献的是如何透过理性的分析,设计一套制度机能,让人们自然地依自利的动机,做到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此,我对清华及浙大的建议,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会精英的心态,怎么为中国打造一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在我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清晰的指出,中国如果想要有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就得有世界顶级的大学,这两三个顶级大学,会带动几十个一流大学,这几十个一流大学,会带动上百个二流大学。这些顶级、一流、与二流大学是中国的知识泉源,会发展出千千万万的科技应用,会培育出无数个领袖、学者、与教育家。我任教的浙大与清华,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抱负。

在我的举例与分析中,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创建顶级大学最重要的一环,是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的市场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顶级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官本位的农业社会能产生的。没有一个官,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识别学术大师,但是市场能。市场的识别能力超过任何的专家,市场的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是融合了市场所有专家的智慧。

中国以致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看清华出身的清华教授谈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整个亚洲的学术精英都染了严重的科举病毒。如果一个大师是在十八岁那场考试决定的,这个大师百分之百是假的。没有真大师,就没有二流大学,就别提顶级大学了。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真大师。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师是在残酷公平的市场上,百炼成钢的结果。清华、浙大、东大、台大只是个三流大学,真正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二流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教师队伍不能有近亲繁殖。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要进入公开市场,不能留校。

大海养大鱼,小沟养泥鳅。学术界的大牛,集中在美国这个学术大草原,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大、最公平的市场杀出来的大师,应该是最厉害的。不只我们『落后』的亚洲得服气,近年来,连在『先进』的欧洲的大师都有浓浓的美国牛排味。清华、浙大要玩二流大学的游戏,就得进入北美学术大草原。各位看到吗?在表一,一个只有三千万人口的农业国家加拿大,居然有两家大学被列入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地缘优势:它们位于北美洲英语语系的学术大草原。如果把杜兰大学、南加大往南搬五百里,进了墨西哥,杜兰、南加大就什么流都不是,这就是地缘优势。

在中国生根的浙大与清华,地缘优势就别想了。没有地缘优势,也能成为二流大学,人家香港科大不是就做成了吗?香港科大还一度有一流大学的恢弘气势咧!出大师的学术市场不是要大要公平吗?中国市场虽然不公平,谁能说不够大呢?只要我们能借用美国市场体制让中国市场做到透明与公平,三十年后,世界学术中心在那里,谁都说不准呢!

如果为了进入这个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要清华、浙大搬家是做不到的,但是参与英语语系的学术市场的必要条件,非满足不可。我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用英文谈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真是***憋气!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心情平复后想想,咱们的汉文不就是中原西陲的秦戎话吗?中原周天子的话怎么说,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了。自然科学是不太受语言能力影响的,进入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要难得多。这是进入市场的必要交易成本。我知道,北大、清华的经济、管理科系已经在做了,香港科大的建校原则就是世界(其实就是美国)标准。我最近接到复旦大学要求我协助拟订世界顶尖期刊的排名,看来复旦也想杀进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了。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生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

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B),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等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北大、清华、台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对长聘制,已经很认真执行十年以上了。

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有人称这个市场为『旧货市场(used market)』。旧货市场的买家,不都是穷人(较次的学校),豪门大户也热衷得很。因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在顶尖大学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清华就是请十个杨振宁来也没有用,请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花钱买了个符号,培养了一个诺贝尔奖研究成果,才是顶级的大学。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可以用杨振宁为例说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是没有资格这样说的。你知道吗?像杜兰这样的学校,是很少给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博士的。我现在就是杜兰的荣誉博士遴选委员,我们要授予荣誉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

在二流以上的大学里,重要行政职位,尤其是校长,都是全世界公开遴选的。权与钱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学有权有钱的学术单位,像商学院院长,基本上是从外引进的。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系,每隔十来年就会从外面挖进一个系主任。外来的新主管有独立性,他不欠人情,没有瓜葛。他也有客观性,他可以冷静的分析这个单位的历史留存问题,他的做为与决策不会马上引发关联性的猜忌。他有开创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引入。我有个亲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学是芝加哥大学首先推出的,并不太成功。后来给西北大学摸出了门窍,杜兰大学就挖了西北大学主管EMBA的副院长来当院长,做了两年,就出了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杜兰手上把他抢了过去。EMBA 就是这么样在美国遍地开了花,也影响了世界。

从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即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共同推动,逐渐的将中国最有历史、最有潜力的大学的监管从教育部移转到校产基金会、校董会、顾问委员会的手里,将学术专业的监管移转到公开的学术市场。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导师邓小平,有个真知灼见:『摸着石子过河』。市场不是一天造成的。市场的优化过程,纯粹是经验的累积,结集所有参与者的经验与智慧,不断的改进与摸索前进,最后胜出的机制,不是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单独推导出来的。认识市场机能在学术监管与激励的重要,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步,极不容易跨出,能跨出这一步,而不跌个四脚朝天,后面的路就会逐渐好走。

『摸着石子过河』的真髓是从一小步做起。张维迎这个小红卫兵,在北大搞的学术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对,可是他可能患了他出国前上班的赵老板同样的错误:打击面广了些,步子快了些,调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让人家小老美,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老老实实的干真学问的动力,不是校长室的一纸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师的大声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经济动机与市场压力。要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随便说说就有的。学术这东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北大有这么多学者没有受过应有的研究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训练,硬是打鸭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说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患过同样的错误。三流大学的问题就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做学术改革的也是用一纸官书,是很难成功的。

我觉得,学术改革,应该用利导而不是势逼,用市场机能,而不是用官方政策。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最容易突破的新成长点。对原有的教师与学术单位做增量改革。譬如说,把教科书教好要比做前缘研究容易得多,北大许多老师可能无法用英文发表惊世之作,用英文念教科书的本事总有吧!因此计算成果的时候,把文章数的比重压低,把文章质的比重加高,教好书的比重大于劣质文章数的比重,升等评核的时候,多邀请些香港与美国的华人教授参与,采用竞争上岗,竞争加薪。这些都是无法立竿见影的工作,学术本来就不是方便面。自古以来,成功的改革本来就是文火煮青蛙。有点良心与眼光的人都能看到张维迎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贡献,及对整个北大学术改革的贡献。但想要人人讲好话就难了,不被乱石砸死,都算你张维迎走运的了。

结语

我对中国与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与学术发展是非常乐观的,有些人甚至说我是盲目的乐观。逐渐的,我发现,就是乐观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国与大中华地区进步的速度。

一个一流大学的内部条件是『资源、历史、地缘』,外部条件是『开放、透明、竞争的学术市场』。浙大与清华起码有了历史与地缘的优势。中国之大,没有人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垄断市场或阻止市场的发展脚步。这个庞大的市场,会养出大鱼,浙大与清华都有可能是条大鱼。

我认为,浙大与清华都没有理由毛躁,急吼吼的要长大。长大是必然,长得好,就不是定然。学术如同好酒,资源、历史、地缘有了,外部环境对了,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当今之急,是寻找资源与妥善运用资源。同时耐心的、逐渐的改变外部环境。

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合作是道义的和作。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断的流动的。这些流动切断了个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辅佐了判断,加强了监控。

进入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是从封闭性的三流大学跨出来。改革与利益重分配是孪生兄弟。在改革中,现有的当家人、在位者是输家。吴家玮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没有输家,个个是一流大学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热的信徒。科大的成功站住脚跟,有了成果,让香港其他六家大学能兵不血刃的进入二流大学。一个成功的改革,压力要来自外,不能来自上(会官逼民反),更不可能来自下(那就是造反,更是天下大乱)。浙大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清华的压力,清华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浙大的压力。公开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是必要的压力机能。

【作者李志文先生是美国杜兰大学商学院蔻翰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光彪讲座教授、商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他对当今国际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发展道路有宽阔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

The Serenity Prayer 良心安宁祷告

The Serenity Prayer 良心安宁祷告

By K.P.R. Niebuhr 作者:尼布尔

译者:郭锐

 

God, give me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神 啊,请赐我恩典,让我得良心安宁去接受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那无法改变之事物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请赐我勇气来改变

which should be changed, 那应该改变之事物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更赐我智慧去明辨

the one from the other. 何为无法改变、何为应该改变

Living one day at a time, 一天的事情一天当

Enjoying one moment at a time 为度过的每一时刻喜乐

Accepting hardship as a pathway to peace 知道所经历的苦难通向平安

Taking, as Jesus did 如基督耶稣 一样

This sinful world as it is 承受这世界本来就有的罪恶

Not as I would have it 而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抱怨

Trusting that You will make all things right 因为相信神你 会让这世界恢复美善

If I surrender to Your will, 我只单单顺从你 的旨意

So that I may be reasonably happy in this life 如此,在今生我可以有相当的幸福,

And supremely happy with You forever in the next.  将来能与你 永享无上福分。

吴思:恶政是一面筛子

摘自2001年第1期《炎黄春秋》。

东汉中平二年(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两宫相距七里而可以遥遥相望,门前的两座望楼竟有百尺之高,由此可以推想皇宫的规模和巨额耗资。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大小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300万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2000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2,000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13,000枚。皇上要的300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2,000万,更相当于太守们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汉灵帝向官员预征的这笔修宫室的钱,连同后来充分发展为卖官鬻爵的收入,很像是一笔承包费。皇上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参谋们心里明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这就是司马直的真实处境。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同时也进一步看看,那些活蹦乱跳地交钱承包的人,到任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

转眼又过了l400多年。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

征税不同于卖官鬻爵,属于皇上的正当权力,难道可以叫恶政么?这要看怎么说。按照现代的说法,税收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可以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支付公务员工资,但是不能用来给公仆的家庭建造豪宅,因此万历皇帝加税盖新房就是恶政。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不同看法。皇上是什么人?皇上是天子,是万民之主,是人间的最高领导。天子要征一些与公共服务完全无关的税费,给自己营造宫室别墅和坟墓,供养后宫的众多佳丽和伺候她们的数以千计的阉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这一点,当时的老百姓完全认账,谁叫人家是皇上是天子的,天命如此,凡人掏钱就是了。

但是,即使是专制帝国,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帝国征收的税费已经包括了从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的所有项目,其中皇家占用的比例相当高。譬如正德、嘉靖之后,皇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账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账了,你尽可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满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较真退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凭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需要上缴的税额也有点承包的色彩: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卫,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大大小小的陈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进奉给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承包利润高得惊人。结果闹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大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阉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这些都是官场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怎么就把人家说成吸血的蚊虫?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袁宏道在圣贤书里没有读到这些规矩,居然就如此满腹牢骚,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义了。

袁宏道说,他自己在少年时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样,想象不出的无限光景。真当上官了,滋味倒不如当个书生,劳苦折辱还千百倍于书生。他说,这就好比婴儿看见了蜡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尽。做官的滋味就是这样。

袁宏道的感觉书生气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场淘汰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惟恐唾之不尽的东西,有的人拼命要从人家嘴里往外抠,有的人则含在嘴里咬紧牙关,死死捂住,惟恐被别人抠走。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世界都是。

其实,汉灵帝和万历本人都不是恶毒得不可思议的魔鬼。

汉灵帝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后宫里扮装小商贩,让宫女们也扮装成各种商贩,做各种买卖,他穿上一身小商贩的衣服周旋其间,坐在假装的酒楼里喝酒。后代的史学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好责备他心理变态。汉灵帝很有一点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性格,能在资本的增殖中获得巨大的乐趣。这本来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有贡献的品格。此外,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感动的人,可以为了司马直的一封遗书暂时抑制自己的乐趣。问题是他当了皇上,当了名义上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代表显然不应该以搜刮公众的财富为乐趣。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不当皇上并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万历也不是纯粹的恶棍。冯应京被捕后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口授的遗嘱听起来通情达理。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佳儿佳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辅导他当一个贤君。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有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久系的罪囚释放了吧。因为提建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请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

由此可见,万历心里也明白是非,不过他的病第二天刚见好,立刻就后悔了,继续征他的矿税,一直征到18年后他真死掉为止。他似乎是一个很懒惰也很缺乏自制力的人,但任何人都拿他的懒惰和缺乏自制力没办法,结果就是恶棍横行。

恶政选择了恶棍,恶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选择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掷色子,皇帝的好坏主要靠碰运气。以明朝的十六个皇帝论,不便称之为恶筛子的不过五六个,大多数不能算好东西,可见恶政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东汉九个皇帝,不算恶筛子的只有三个,与明朝的恶政出现概率差不多。东汉的多数恶筛子,譬如汉灵帝,登基时还是个小孩子,似乎一张白纸;嘉靖和万历之流年轻时还算不错,后来却恶得一塌糊涂,可见恶政被培育出来的概率也不低。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转]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

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

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56年还是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

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

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

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

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17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

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刁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

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操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

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

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25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9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3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3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3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

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

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那。

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

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7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

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8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50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

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

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50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80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1949年10月1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100%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11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妈要到北京。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40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

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50多岁,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

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1970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渡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1979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

88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94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个最“革命”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7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

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

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94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4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4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

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我带着女儿去了。

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

“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

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50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

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4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4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璃厂卖的。记得得了有20多块钱。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

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赃,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

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

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

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

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

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

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

我妈一下接了过去:“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

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

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BB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共产主义的紧箍咒。“六•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

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68年3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

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我写了1961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倒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

1960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

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概就是这些了。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罩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记得华国峰当政时,我们这代人都颇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论。一天在家看电视,新闻正有华国峰的镜头,我脱口出了一句老华如何、如何,她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的不成样子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诫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着呢!一不小心妈妈告到我的单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轻易忘记过去的教训。

文革时,我回家探亲,我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象早请示、晚汇报。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对付妈妈,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让她认为我思想反动。后来,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四人帮”当道,天昏地暗,个人、国家前途何在?我妈教训我,我听不进。她竟一封信写到我的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我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教育我。幸好,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

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我妈给我的信永远充满了革命词汇。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给我妈写信。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可写可不写,给妈的信却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妈会时不时地寄剪报来,让我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我学习王洪文。说同是工人阶级,人家那样先进,你却是如此落后。

我那时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头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和报纸上无限拔高的形象是两码子事儿,也早就没有了对党报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报上天天地编瞎话骗人。我自觉报纸是没有采访我所在的工厂,采访了写出来一样好。我告诉我妈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当副主席。我妈是觉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锐。

后来改革开放,人人向钱看,她提起邓小平、赵紫阳那是绝对的大不敬,一点也没把他们当了党的化身。对江青,我不知她是否还有着敬意。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她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样眼睛永远长在后脑勺上(我姥爷对我妈的评语)。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叹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现,党却从来没有再认可过她。文革一开始,她就挨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68年初参加工作,到青岛实习之前,妈妈大概感到文革这关她可能过不去了,告诉我家里有多少存款,存款单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万一出了事,要让周总理知道;总理是了解她的,会想办法救她。她被机关造反派抓走后,我给总理写了信。为怕信寄不到总理的手里,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笔法。告诉总理我是谁的女儿,爸爸无音信,妈妈被群众专政,我自己会跟着党走,不会走父母的反党道路。但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过回音。

后来我妈自己给王力,陈伯达写信,以延安马列学院的老关系请求给她工作,也是只字的回音也没有。后来她在干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那时犯得很重。再加从来养尊处优,与同宿舍人根本无法相处,没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立即被要求返回干校下水田劳动,干不动时,只能双膝跪在田里往前爬。那个时日,是妈妈对我最好的时候,常常往陕西的三线厂给我寄卫生纸、枕巾、新打小麦磨的面粉,似乎干校小卖部能买到的东西都会买了寄来。可是她回京后,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写给我妈机关专案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屉里。我妈放出来后,偷偷看了,把它从中撕开,又放回抽屉。我发现后十分生气,问她为什么翻我的东西,撕我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无言。后来大姨告诉我,我妈跟她说:“困难时期还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乱讲坏话。”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专案组曾去秦城监狱找我爸外调我妈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

可是爸爸就没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我妈妈揭发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我爸妈离了婚。本来我爸爸是准备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任用,我妈一份长篇揭发材料报了上去。据刘澜波说,传到他手里时已满是烟迹,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了,烧掉!”

我始终不甚明了邓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论太恶劣,还是我妈的揭发行为太恶劣了。反正我妈按她的意愿解释为后者。我妈是文革中知道邓的话的,颇以为荣,认为自己一直未能恢复原职务就是邓小平一手压制的结果。文革后,因她文革中揭发人太多,又是个凡是派,自然没有人敢用她。她后来给邓力群写信,那是后话。

话扯远了,再接着说1994年的见面。

我妈对外孙女说:“姥姥也许以后再没机会见到你了,送你这个礼物作个纪念,你要不要?”

女儿这时可能被外婆的真诚感动了,点了点头。

我妈放缓了语气问:“你哭什么呀?”

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太太提高了声调:“你哭什么呀?为什么哭?!”

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势不好,也知女儿根本没有能力判断眼前这个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回答,就赶紧接过话题:“这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不管长辈还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问题要平等讨论。”

这下彻底坏了事,我妈一下子窜了起来:“我怎么不平等了?我怎么不平等了!”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尽量平静和缓地说:“你看,你现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气嘛。”

我妈几十年集聚在心中对李锐无从发泄的怒火就在这一刹那迸发了。她一个箭步冲过来,提起我的衣领:

“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

我知道是到“滚”的时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赶紧叫孩子:“忙忙,快去拿书包、大衣,我们走!”

可是已经来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发作了。她扯着我往门厅拽,门厅那边是厨房,我的直觉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说,她对我爸拿过菜刀)。我拼尽全力挣脱着,催促孩子:“忙忙打开门,快跑!”

我来以前,总听哥哥说妈妈身体如何不好,有心脏病,所以以为她是个衰老的病人,对于眼前这突发的千钧之力,完全没有准备。老太太疯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两只拳头向我的头上冰雹般地砸下来,我根本无法抓住她的手。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又重现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妈妈骑在身上,揪住头发往坚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当时感觉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妈妈用了对我爸的那句话:“说呀!你说呀!”哥哥在一边急得叫:“你看你把妈妈气成什么样子了,你就说一句话呀!”我这时才体会到爸爸当年吵架时为什么永远不开口。因为她是那么地岂有此理,你实实在在不知道她在骂什么,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为什么要挨骂,应该说什么。我咬紧牙,一声不吭。满心的屈辱和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实在是受够了!

我叫着:“忙忙快帮帮我!”

这时我妈已将我撕扯到另一间屋子,把我压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来。她的两只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里射出一种饿狼扑到猎物身上时要把对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疯狂。手则象狼爪,向我的脸遮挡不住的部位扑抓过来。

女儿放声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过去,边打,边哭,边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

老太太怒火中烧,回过头来用拳头向女儿头上敲去。

我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搂在怀里:“你怎么可以打孩子呀?!”“妈妈,你怎么一辈子就不能平等地对待我们呀?”

我哭了,因为两个手护着孩子,没法保护自己,任凭妈妈在我的脸上乱抓,在头上乱打。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悲哀,不是为自己,是为妈妈。为她生活成这个样子;为她的恨,对女儿的恨,对外孙女的恨,对周围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种彻底的、绝望的悲伤:人活成这样,是太惨了!

人毕竟老了,突发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渐衰退,我终于抓住了她的两只手:“忙忙快拿好东西,快跑!”我在妈妈的拖扯下,艰难地向大门移去。看清女儿已跑出大门,我突然地松开了双手,向门外跳去。

我拉着女儿从楼梯向下跑,妈妈追出来,破口大骂:“李南央,你这条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让隔辈人骂成畜生,看来是真把她刺坏了。只听楼道里乒乒乓乓地门响,左邻右舍探出头来张望,惊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女儿那叫狼狈,俩个人都哭成泪人似的。到了一楼,听见老太太上了凉台,从那儿传来了狂叫:“李南央!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畜生!”

女儿在门洞里一把拉住我:“妈妈,咱们靠边出去,她会扔东西下来把我们砸死的。”我真没想到不到十四岁的女儿在这种危急之下,还保持着这么一份清醒的头脑,没想到女儿能把外婆想成会杀人的坏蛋。

我们离开了那个宿舍大院,很远了,还能听到妈妈歇斯底里的叫声。远了,远了,听不见了……来到大街口,女儿看着我的脸,哭着说:“妈妈,你的脸上都是血,我给你擦擦吧。”我这才觉得疼,脸疼、嘴疼得张不开,头上肿得不能碰。女儿搂着我:“妈妈,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呀?妈妈,外公怎么娶了这么个老婆啊?”

坐在回家的面的里,女儿问我:“妈妈,外婆凭什么让外公照管大舅?孩子大了应该自己管自己,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大舅生活有困难,咱们帮他吧。”我心里的苦味儿散了,有这么个好女儿,有她的懂事,我不后悔来了这一趟。

第二天早上洗脸,毛巾不敢碰脸。去办公事,打开图纸,图纸上作的记号是什么意思、自己要说什么,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被打坏了。心里明白,这辈子是不会再去看妈妈了。这母女情算是再也无法维系了。

我后来问过哥哥,我妈打了我一顿后第二天有没有后悔的意思。我哥说,第二天只听我妈抱怨手疼,说作了好几天的腊疗刚好一些,这下又搞糟了。我妈有严重的关节炎,那年写信说要一种可以撑住胳臂的手杖,我赶紧照办。美国医药用品商店的态度是绝对的好,告诉我,那种手杖对老人不好,建议我买一种轻铝合金带四个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邮寄手杖的同时,还特意买了一种广告上介绍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说不粘锅也在用。这就是典型的我妈,“美国狗”要骂,“美国狗”的东西还是得要。我妈对自己的钟爱是绝对的。大概最爱自己的人,在共产党内才最自我标榜为是最革命的。这到是为什么她会喜欢江青的可理解之处。

其实说我妈没爱过人,是冤枉她的。在妈妈那次骂我跟别人乱搞时,我就隐隐地有个想法,莫非妈妈自己有过什么事?否则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想出那种事来?不过我从来没有真的认为妈妈会有什么作风问题。因为离婚后,妈妈从来再没有想过结婚,家里也没有来过什么独身的男人。

事情真是巧得象小说,妈妈和邓力群的旧事我第一次听说竟然出自一个大街上买菜的老太太嘴里。我在陕西时有一个好朋友,一年回京探亲,在大街上排队买菜,那时但分有什么好菜,就要排长队。排队等的无聊,人们就认识不认识地在一起扯闲天儿。我这个朋友很健谈,跟人也是自来熟。她看到前边的老太太很象老干部,就问:“您是老干部吧?”听到人家说是,我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问:“那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妈妈。”没想到那人说:“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邓力群的风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来不管受了革命队伍多少年的教育,爱在背后议论人,是中国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也未见得清高多少,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这朋友道来,直到俩人排到了菜摊儿那儿为止。回到沟儿里,我这朋友大呼二叫地对我说:“嘿!你妈当年可够风流的!你知道她和邓力群有一腿子吗?”我觉得很羞愧,也很不齿于这么个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年青人扯这种事,一定是神经不正常,太不可信!没有细问。我的朋友大概也觉出我的尴尬,就没再多说。这件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篮烂橘子去看我妈的朋友的母亲——郭静阿姨向我证实的。

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

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

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俩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历史研究”杂志。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挚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妈揭发之害,当然不要。邓力群似乎也没有办法。

83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邓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地难以自已。89年“马列学院”50周年纪念集会,二人见面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周围很有人看不下去。

我真是觉得共产党多管闲事,剥夺了俩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而不遗憾我妈和邓力群没成。”

当年,为了他们的问题,一个月内组织开了五次批判会。田家英在会上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我妈曾说主席的秘书中只有乔木是正人君子,这恐怕和当年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三人对她的态度和评价有直接的关系。她对田家英最恨。庐山出事后,田家英给爸爸打电话,我妈妈立即告诉了组织,家里的电话因此被撤去。

我妈受批判后,名声很坏,没有人理她。是她主动表示愿意和我爸复婚的。复婚时,曾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这份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我妈妈那时因我爸的问题受牵连,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论”,受到组织审查。邓力群是代表党组织审查我妈妈,帮助我妈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儿女。却将被审查人招至自己的窑洞,谈话至深夜,及至同居,实在是太虚伪、太恶劣了。

杨尚昆的结论里对邓力群有这样的评语:

“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结果已是公然与党对抗。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的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领导人家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为自己不错。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象这样下去,一定会向党闹独立性。还讲一讲能力的问题,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谈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

这些话,时隔半个世纪,听起来还是令人拍案叫绝,说的就是活脱脱现在的邓力群。不过这个人发展的已经不止是教条的问题了,他其实就没有信过什么共产党的教条,他当初对我妈的作法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人是一贯以革命的名义,行一己的私利;口头上冠冕堂皇,肚子里男盗女娼。就连我妈最好的朋友都说,你妈要是跟邓力群结了婚,两个人对党的损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79年解放后,我妈其实是高兴的。她曾悄悄地对我小舅说:“听说李锐要放出来了。”小舅说他感到我妈的兴奋和萌生出的复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跟妈妈复婚的事,问我的意见,我说:“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坚决不能复婚。妈妈是永不会改变的,那种恶梦似的生活不能再过了。”

这话后来证明确确实实是不错的。看到我爸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不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她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来誓不罢休。她的突破口选了大闹生活费。

当年离婚判决时,我爸爸为了安心,每月给我们每个孩子每人20元的生活费。(当时的社会标准,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是15元。我妈的工资是197元,我爸只发120元的生活费,给孩子的钱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我妈受到机关很大的压力,就让我们孩子写信,告诉水电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费了。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发给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后,一贫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按政策不补工资。水电部为了帮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当时停发给孩子的生活费的数额补给我爸一笔7千元左右的安家费。我妈就以此为借口,大闹不休,到处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费。

后来水电部又按同样数额补给她一笔钱,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钱,而是要让人知道李锐其人的“品性恶劣”。足见把我爸发配北大荒、大别山,及至秦城8年都没能解她心头之恨,一定要让他分文不获,不能过一天好日子方才为快。这种狠,这种毒,让人胆战心惊。可见人们说我妈要是江青,会比江青还江青是没有冤枉她。

我妈的闹是有效果的。那时的水电部长,经年的不倒翁,就因为我爸在三峡和水利方针上一贯与她意见相左,我妈的告状,自然是个打击我爸的有力武器。她还写信给邓颍超、宋任穷、于若木。邓力群也正对我爸仇恨之极,向陈云告我爸爸的状。这次我妈和邓力群不知是不谋而合还是事前达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据说陈云在我妈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反对,看来李锐不适于再呆在组织部。”

不过他们大概没有想到,我爸这人并不是一个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够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无兴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经提出年龄过线,要求退下来。老头子下来后,勤奋著书,成为在国内和世界上极具权威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对三峡的论著也成为权威性的参考资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等著作,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社会影响极广,在年轻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我爸自67年文革中那次来京后,和我妈就再未谋面。只是八几年有一次,养蜂夹道办服装展销,我爸和玉珍妈妈去了,我妈妈也去了。我爸爸遥遥地看到了我妈,认出了她,回来感叹她是足够地老了。我问:“我妈看见你了吗?”“她肯定是认出我了。”

我不能想象经过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对之时,两位老人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可以肯定的是,我妈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复杂多了。历尽文革十年浩劫,几乎所有受过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妈比过去活的更坏。怨谁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绝不会怨自己自作孽。

94年圣诞节我挨的那顿揍,我爸说是替他受过。如果那一顿打能化解一些我妈心里的痛苦,能时时回味觉得利用了那次机会,把恨的信息传递了给李锐,而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那顿打我受得过。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有些快乐,既或这个快乐是建立在我肉体的痛苦上,也无甚妨碍。

都说我妈很有才干。我读过我妈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是收集在58年全国优秀文学作品选集中的“一个搪瓷茶缸”。我90年去苏联,见到50年代水电部的老苏联专家,他的夫人不断说,“你妈妈真漂亮,非常漂亮。”芦沟桥办了一个抗战胜利50周年展览,有人看到有我妈妈的照片,我妈妈特意要了车,去了一次。看着自己年轻时出尽风头的刷利身影,不知她心头会掠过如何的感触。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切积怨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

我想我妈现在活着的唯一念想儿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认识到其实是自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许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所不幸的是,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姥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6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小名叫“罩”,意在罩住,不要跑了。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

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年轻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受到王明的赏识、周恩来的喜爱。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老革命”的资本反而更助长了她的骄横。

59年代从航空学院毕业后,30几岁的青年当上新生共和国可数的大型保密厂的总工程师,个人事业如日中天。但是随着丈夫的倒台,和自己的不慎言行,倒了霉。从此一蹶不振,一辈子再也没有爬起来。

范元甄毕竟是范元甄,不是李锐,在逆境中写不出《龙胆紫》(我爸秦城八年用棉签蘸紫药水在《资本论》空边处写下了百余首言情、寄志的诗词,后以《龙胆紫》成书一版再版)。她貌似蛮横,实际懦弱,她没有勇气和命运抗争。我想跟她谈,告诉她振作起来,什么时候都不晚。她可以写回忆录,写自己一生的遭遇。那次见她才开口,她就把我顶了回去:“我不跟你谈。我有话跟党谈、跟组织上谈。”要知那已是89年,老天爷,哪还有党、有组织会理你一个没人待见的老太婆?

脑子被洗成这个样子!妈妈的悲剧,公允地说也是吃了共产党的不少亏。党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党干涉了她的思想自由,是她一生悲剧不容否定的作俑者之一。

作为女儿,我恨我妈伤害了很多人,甚至毁了她自己亲人的一生,但有时也深切地同情她,记得她对我的一切好处。我少儿时期,妈妈曾付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习钢琴。在我进厂的第一天她告诉我:“即使作一个工人,也要有大学的知识才能当个好工人。”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这话我一直记着,终于学了出来。尽管我们没有拿那块怀表,但是我记得妈妈曾要送外孙女一块毛主席头像的怀表作纪念。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

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回首平生,公允地认识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论好坏。

 

《听哪,歌声多嘹亮》(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歌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的主题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法語:À la Volonté du Peuple)音乐雄浑、歌词豪壮,被称为“人民之歌”。试译如下:

《听哪,歌声多嘹亮》

原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听哪,歌声多嘹亮,

愤怒的人民在呐喊!

歌唱出心声, 但愿我们不做奴隶糊涂蛋!

心鼓咚咚不停歇,

应和着战鼓声声响,

你心在迎接明天的生命曙光!

 

来加入我们的战斗,

挽手勇敢面对,

我们的街垒通向你渴望的新世界

 

来战斗流血,

以换得不朽的自由!

 

听哪,歌声多嘹亮,

愤怒的人民在呐喊!

歌唱出心声, 但愿我们不做奴隶糊涂蛋!

心鼓咚咚不停歇,

应和着战鼓声声响,

你心在迎接明天的生命曙光!

 

倾尽你所有,

让自由旗帜高高飘扬。

有人会倒下,你会高举自由旗帜吗?

 

烈士的献血,

让自由花怒放芬芳。

 

听哪,歌声多嘹亮,

愤怒的人民在呐喊!

歌唱出心声, 但愿我们不做奴隶糊涂蛋!

心鼓咚咚不停歇,

应和着战鼓声声响,

你心在迎接明天的生命曙光!

 

 

听哪,歌声多嘹亮 (中英对照)

原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听哪,歌声多嘹亮,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愤怒的人民在呐喊!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歌唱出心声, 但愿我们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不做奴隶糊涂蛋!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心鼓咚咚不停歇,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应和着战鼓声声响。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你心在迎接明天

When tomorrow comes! 的生命曙光!

 

Combeferre: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来加入我们的战斗,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挽手勇敢面对。

Beyond the barricade, 我们的街垒通向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你渴望的新世界。

 

Courfeyrac:

Then join in the fight, 来战斗流血,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以换得不朽的自由!

 

All: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听哪,歌声多嘹亮,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愤怒的人民在呐喊!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歌唱出心声, 但愿我们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不做奴隶糊涂蛋!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心鼓咚咚不停歇,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应和着战鼓声声响,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你心在迎接明天,

When tomorrow comes! 的生命曙光!

 

Feuilly:

Will you give all you can give, 倾尽你所有,

So that our banner may advance, 让自由旗帜高高飘扬。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有人会倒下,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你会高举自由旗帜吗?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烈士的献血,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让自由花怒放芬芳!

 

All: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听哪,歌声多嘹亮,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愤怒的人民在呐喊!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歌唱出心声, 但愿我们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不做奴隶糊涂蛋!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心鼓咚咚不停歇,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应和着战鼓声声响,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你心在迎接明天

When tomorrow comes! 的生命曙光!

 

 

 

 

[参考]粤语版本:

 

 

問誰未發聲

 

原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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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法学院的法律科学博士(SJD)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法律教育的讨论,已经从职业教育(JD学位、LLM学位)拓展到学术教育(SJD学位或者JSD学位,一般译为法学博士,或译法律科学博士)。SJD学位以研究为主,相较JD学位教育而言学生人数相当少,且纯粹为一“烧钱”项目(基本上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足够支付生活所需的奖学金),故一般只有顶尖法学院才会设置。以哈佛法学院为例,每年SJD只录取不到10人,学生平均花费5年以上完成学位,学生人数50-70人不等,法学院仅学费一项就需负担逾三百万美元,若非财力雄厚的法学院决无可能设立这一学位。(耶鲁、杜克等要求学生必须三年毕业,想来是财力所限。)

在《“法律科学博士?这是什么东东?”——一个被忽视的神秘学位的简史》中,Jonathan J. Darrow不无自嘲地把SJD学位称为“被忽视的神秘学位”,尽管他自己就是哈佛法学院的SJD校友。(译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0adce101015kf1.html,原文见http://www.gulawweekly.org/features/2011/3/29/sjd-whats-that-a-brief-history-of-an-overlooked-mysterious-d.html)美国律师协会认证的199所法学院中只有约42所授予这个学位,每年全部毕业生尚不及一所法学院的JD毕业生人数,自然让这个学位看起来少见。加之没有全国标准令各个法学院教学质量不一,更让外人难以做出统一评价。哈佛SJD学位的教育既没有必修课程,对论文也没有成文标准,教育质量完全仰赖教授与学生之间就具体研究领域进行的指导和为学者对学术的热爱和尊重。也因人数少,让这样没有统一规范的贵族式教育成为可能。当然,这样的教育并非完全没有外在认可。例如,2011年哈佛的SJD在校学生Andrew Tuch以一篇分析美国公司法和证券管制的论文荣膺“影响美国公司法年度十大人物,” 与著名教授、特拉华大法官并列。 Jonathan J. Darrow本人对药品广告管制的论文初稿在SJD同侪和本院教授中传阅,立时就得到认可。

哈佛的SJD校友尽管数量不多,却遍及全球。发展中国家受惠于这一学位教育者颇为可观,因不少校友毕业后回亚洲、拉美及非洲执教。以新加坡为例,不仅有任教新加坡大学的教授,且有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者。为国人熟悉的马英九先生,则是哈佛SJD校友中少见的几位投身政坛获得巨大成功者。

在美国任教的哈佛SJD校友,哈佛法学院就有不少,比如学界熟悉的批判法学开创者之一昂格尔教授(Roberto Unger)、当代法律经济学学者Bebchuck教授、国际法学者Jody Freeman等。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於兴中教授、在中国法研究重镇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臧东升教授、法律与发展研究的学术中心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的John Ohnesorge教授也是哈佛SJD毕业。近年来哈佛SJD校友选择美国高校的,除了获得哈佛法学院教职的(法律经济学和公司法学者Holger Spamann),还有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弗吉尼亚法学院等精英法学院得到教职者。

(*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Robert Post教授2012年在接受“全球法律教育论坛”采访时提到耶鲁在法学院设立Ph.D学位的构想,究竟Ph.D和JSD并存的耶鲁法律教育将如何区分两者、如何录取学生,尚待观察。

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SJD)申请简介

根据哈佛法学院的要求,申请博士学习的学生必须在申请材料中提供个人信息、申请人完成的最高法律学位的正式成绩单、硕士论文、博士阶段准备研究的问题、硕士阶段导师的推荐信以及意向中的博士导师(其中至少有一位哈佛法学院教授)姓名。

申请材料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份博士阶段的研究计划。研究计划要写明:申请人的研究的重要性(在某一领域作出的学术贡献)、如何推进研究(方法论等)、申请学习的三个(或四个)领域、这些领域的学习在研究中的价值以及未来研究面临最大的挑战。申请人的三个(或四个)领域必须明示列出,每个领域必须有一位指导老师。各个领域要与研究题目密切相关。申请人可以列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例如法律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一直以来,哈佛法学院的研究计划要求非常高水准的学术准备,大致15-20页,英文6,000-10,000字。到2013年,哈佛法学院更改了要求,对研究计划要求不超过1500字(正文,不含脚注),最终成效如何尚待检验。

由于录取材料中常常包括未来的博士导师提交的推荐信(常有硕士阶段导师即为所申请的博士导师,而硕士阶段导师必须提交推荐信),博士导师有机会通过推荐信表明是否愿意指导该申请人的态度。事实上,每年都有一位博士导师为多个学生写推荐信、最终录取一人的情况。

录取决定是由一个五人委员会投票作出。委员会成员由学院教师轮流担任。 如果委员会的5位教员中有人提交推荐信,投票时要回避。

申请材料清单(2013)

网上申请表

个人简历

推荐信(两封)

成绩单

托福成绩

个人陈述(1,000字以内)

硕士论文摘要(500字内)

硕士论文(或相当学术成果)

研究计划(1,500字以内)

奖学金申请

申请费85美元(可申请减免)

罗马古城散记

从罗马的威尼斯广场向古城遗址走去,会经过维托里亚诺(Vittoriano)。这是一座雄壮的现代古典风格建筑。维托里亚诺是大理石筑成,高高的台阶上矗立着一座铜铸的古代罗马将军塑像(后来知道这就是完成了意大利统一的维克多·埃曼纽尔二世),背后是一排高耸的大理石柱组成的弧形立面,立面的顶部左右各有一座古罗马车骑的铜像。古罗马向来以勇武的军队闻名,千年以后,这仍然是罗马急于向来到这座城市的旅游者们夸耀的。

再向前行,就到了罗马古城的参观入口。古城中心被称为罗马广场(Roma Foro),我们之前去的庞贝古城(Pompeii)时候曾经遇到类似的城市格局。广场是古代罗马城市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特别是在共和国时期(Republic),罗马平民在这里参与投票,决定共和国管理者的去留,战无不胜的将军们如何左右世界事务。

广场布满了神庙,是古代罗马多神崇拜的表征。这个国家富有四海的时候,它动员了庞大的人力物力来搬运整块的大理石、庞大的雕塑修筑神庙。

现存一座多根大理石柱的遗址是罗马农神萨图尔努斯的神庙,可想当时的宏大。农神庙曾是国库所在地,传说凯撒当政时曾藏有13吨黄金、114吨白银和3千万枚银币。

除了神庙,罗马帝王还会建筑凯旋门来纪念军事上的胜利。罗马广场东南端的提图斯凯旋门(Arco di Titu)最让人印象深刻,它建于公元81年,是罗马皇帝图密善兴建于兄长提图斯去世后不久,以纪念在公元70年提图斯率军征服和摧毁耶路撒冷,终止66年开始的犹太人大起义。凯旋门内侧左右均有浮雕,展现提图斯凯旋的情景和罗马士兵抢掠耶路撒冷圣殿、将圣殿掳掠一空的情景。

浮雕上有犹太特有的灯台,表明是抢掠犹太圣殿。这印证了圣经关于圣殿命运的记载。公元三十年左右,提图斯率军征服和摧毁耶路撒冷的四十年之前,“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圣经.马太福音》24章1-2节)四十年后,罗马军兵果然在提图斯率领下攻陷耶路撒冷,纵火焚烧圣殿。圣殿装饰的黄金因此融化流进石缝,罗马军兵就将圣殿的石头一块块撬起以便取出黄金。耶路撒冷圣殿果然“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

在参观罗马古城出口处,有一处不起眼的教堂,外面有“Carcere Mamertino”字样,翻查意大利文-英文字典,发现Carcere是监狱的意思。此地就是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被囚禁的地方。

相传彼得在此曾经为决志信主的监狱看守施洗,由此开始了将罗马城慢慢归于教会的数百年的历程(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决定改宗基督教,常被看作是这一缓慢历程的最终结果)。这个地点也称为纪念使徒彼得之地。

就要走出古罗马广场了,这些断壁残垣分外引人思考。罗马广场经历了盛极的数百年后,逐渐变的殿宇残损。而后来新兴的教堂变成了罗马城引人瞩目之处。且不说梵蒂冈城圣彼得大教堂的宏伟,就是罗马广场的周边,也尽是古罗马神庙改造的大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是辨别教堂最容易的标志。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写道:“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像罪犯一样被捆绑;然而神的话语是不受捆绑的。” 千年以前,一方是富有、勇武、荣耀的罗马帝王,建筑大城、立起凯旋门夸胜;一方是贫穷、被囚、没有希望的使徒们,向人宣讲福音、但鲜有罗马的达官贵人问津。如今,古罗马的荣光和勇武,只留下一片废墟任人凭吊,而使徒们宣讲的福音,却传遍了世界。

到底何者永恒?是勒石为记、还是上帝话语?如Carcere Mamertino的参观讲解词所言,这今天仍是每个人都得回答的问题。

[转载]关成华:探究创新的旅程

原文地址:探究创新的旅程作者:关成华

探究创新的旅程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礼记·大学》 

      开通个人博客,并不是计划内的安排,而是接受诸多好友建议的结果。但选择今天开通,我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今天——2012年8月26日,是我赴美求学两周年的纪念日。我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回顾两年前做出重大抉择的心路历程,总结两年间身在异乡的工作生活状况,展望未来的写作和研究计划。这是一段围绕创新问题展开的不同寻常的人生旅程。

   一、七年圆梦

    窗外明亮如昼,飞机挣脱了喧嚣和颠簸之后,终于进入了平稳飞行状态。置身万米高空,我凝视着脚下如堆如砌的云朵,万千思绪一下子涌上心头……

    离开北京大学刚刚一年多,我就萌生了重返大学校园的念头。我在1999年 底被调往北京团市委任副书记一职,由此开启了在常人看来前景光明的从政生涯。相较职级待遇的变化和对官场升迁的期待,当时的我,更珍惜和在意的是终于有了 实践和锻炼的机会: 憧憬着自己通过完成从校园文化到社会文化的适应和超越,来检验和印证在论文中和课堂上形成的认识和想法。我怀着激动愉悦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投入这一岗位 带来的全新挑战之中。奔走于无休止的忙碌和应酬,习惯了不间断的掌声和笑脸,经历着很普遍的煎熬和挣扎,看似春风得意、顺风顺水的我却时常陷入迷茫和困惑 之中,内心滋生了不可抑制的再次突破自我的念头。要找回简单自然且充实明亮的快乐,要在年富力强时从事真正热爱的事业。这个愿望并没有因为2001年底升任团市委书记而消失或减弱。

    我在2003年夏天最终决定重返教学和研究岗位。当时虽很少对人提及此事,却已悄悄开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告别是必然的,要选择的无非是时机和退出方式;回归是明确的,要调整的无非是机构和科研方向。2005年夏天,顺利通过北大法学院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我正式向市委主管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并且争取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那时的计划是:先到海外访学一年,延续攻读博士期间开始的电子政务立法问题研究,待归国后再决定发展方向和去留问题。

     然而,事情突然在2006年 春天发生了变化。我在事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派往昌平区工作。面对领导和组织的信任,昌平区干部和群众的期待,我在半年后的正式谈话中向市委主要领导做 出承诺:先搁置访学和重返高校的想法,全力做好昌平区的各项工作。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完全发自内心且自觉自愿的。我一直坚守的信条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实 施到极致,不允许有任何遗憾;把承担的职责履行至优秀,不遗留一丝后患。何况北京共青团和昌平区是我挚爱无比且值得倾力付出的工作岗位!此后在昌平工作的 近四年时间里,我未再提及访学之事。当然,我也从来未放弃当初的想法。

     我终于在2010年6月圆了重返大学校园的梦想。昌平四年,经历了区长、书记两个岗位,完成了承办奥运项目、服务国庆60周年大典两项历史性任务。我于2009年11月份正式向上级组织和领导提出了申请:希望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后重新加入高校教师队伍。2010年上半年,我先是辞去昌平区委书记职务,再去市委党校参加区县局级领导研修班学习,最终前往北师大出任教职…… 此过程看似一帆风顺,其实颇多周折。但总体上说,我是幸运的。能在争取最大的理解和引起最小关注状态下完成身份变换和职业转型,殊实不易!        

    飞机平稳着陆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几天前,台风过境新英格兰地区,虽未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但一出候机楼还是感受到了夏日暴雨的肆虐。新的生活就在这风雨如晦的异邦之夜开始了……


波士顿夜景 (From http://constructivistpsych.org/2011/prog…)
 

二、 访学哈佛

     通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忙碌,我基本上安顿了下来。朋友也如约而至,帮我运来了六纸箱近三百本中文图书。我在哈佛大学中国基金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到后的第一份感言。 应邀参加晚宴的为哈佛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负责人,许多还是名声显赫的“中国通”,我与其中多位学者后来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日后的交往中,他们也屡次提到那个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感言。 

     “……我 的领导当时问我‘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写了那么多的书和文章,可有谁真的听他们的意见呢?你又何苦非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此次转型做学 者,并不是特别在意自己的意见被别人采纳或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我只想在追求知识中得到快乐和满足。’现在,每天看到‘以真理为友’的校训时,我认为到 哈佛,我是来对了地方……”

      哈佛大学,被很多学人誉为“心灵的故乡”,现在也终于成为我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新起点!

哈佛威德纳图书馆外景 (By Brian Thompson, from:  http://www.biddingforgood.com/auction/item/BuyNow.action?id=119573740)

    此后我还逐渐认识到,岂止哈佛,整个大波士顿地区、麻萨诸塞州乃至美国东部地区,的确是观察和思考美国创新问题的风水宝地!国内学术界所谓美国“东部谈政治,西部搞创新”之论,实在是失之偏颇和肤浅!

     我为自己头两年的哈佛生活定下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我阅读了近十年来“有钱买而没有时间读”的中文图书百余本,选修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相关课程十二门,参加了大小学术活动近百场次,搜集整理了写作所需的书籍和文献资料,初步形成了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我考察了美国十余州的城市和乡村,进行了五十余次的交流和访谈。我还有幸借得朋友的一套闲置住房,得以深入美国社区了解到居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大女儿来美后的求医和就学经历,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美国医疗体系和教育制度的认识和思考。总之,两年的收获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 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 更是个恩赐。有朋友特意来美探望,想了解和考察我的访学生活和精神状态。经过几日的体验和畅谈,临行前对我讲:“当时对你的选择,我们都捏了把汗,甚至有 悲壮之感;现在,亲身感受你的学习和生活,不禁为你的选择喝彩,又生豪迈之情!”我内心里十分感谢朋友的理解和关爱,但我还是对他讲:“其实别时本无悲 壮,聚时亦无豪迈。我只是在年逾不惑后选择了正常和平凡。”这句话,自认为是我两年访学生活的真实写照!

2010年10月在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做课题开题报告


三、 志在创新      我把来美后从事的课题定为:创新理论 及其应用研究。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以美国为例来探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我的计划是从现在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形成一本有一定份量的学术专著,暂 定名为《论美国的创新》。从今天开始,我会把写作中的感想随时发表在博客上,将体会和心得同大家分享,希望听到批评和建议。“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这样的研究方向、思路和计划是我于2009年 初在昌平工作期间最终形成的。我到昌平工作一年后,逐渐确立了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区域创新体系的工作思路。围绕这一思路,我动员和组织力量开展了大量的调查 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的同时,我也痛感这一领域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匮乏,有许多空白地带。继续深入下去,与国际学术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 内学术界对创新问题的研究成果雷同且欠深度,很难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远目标。我个人的特点是,事情可以弄透之后不做,但不能未弄清楚瞎做。随着对创新 问题的深究,我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通过重新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我决定把转型学者后的研究方向定位在“创新”上,欲竭尽心智来探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我 研究生毕业留北大任教后,有五年时间从事高等教育及其校园文化的研究工作,发表过论文和专著,也发起组织过学术研讨会。我在北大百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 动八十周年期间曾经发表文章,呼唤当代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做有创新意识的建设者,这形成了我志于打造“开拓创新,超越激情”的理性建设者的工作主轴。到 北京团市委工作后,我又提出“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工作理念,主张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和服务型青年组织,并以此实现青年工作的现代化。

     从 北京大学到团市委再到昌平,对“创新”的尝试和探索构成了我的工作主线。把对其他理论及实践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整合在“创新”大框架之下,就成了我在昌平工 作后期孜孜以求的目标。有了这样的思路和方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离开党政管理岗位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方向正确,起步晚、速度慢都构不成障 碍,日积月累终有滴水石穿之时;方向错误,速度快、起点高麻烦亦大,平步青云中暗藏倾覆之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北京团市委六年青年工作及昌平四年 的地方工作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不仅让我尽已所能把智慧和汗水倾注在挚爱的热土上,也为我从事科研工作重新校正了方向,更让我以彻底无畏的态度去追逐自己的 梦想!我永远感激北京团市委和优秀的北京青年群体!永远感激昌平和昌平人民!

     在 昌平,我还养成了爬山、散步同时进行思考的习惯,并常常在路边小店和农家院里享用简单而美味的食物。每当我行走在查尔斯河边或者随意步入哈佛广场的风味餐 厅点份方便食品的时候,体会到了非常近似的快乐!这是美食美景带来的愉悦,也是追逐“创新”收获的满足!未来岁月里我将随时通过博客与朋友们一起回味和分 享这一切。

晴空丽日下的查尔斯河(Copyright Tom Christiansen, 2001, from http://www.neurochrome.com/iblog/Boston/…)
   行文至此,北京时间已是凌晨了。好,就让我们在这黑夜结束的时刻,重新上路吧!

 

本博客英文版发表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网站。

 

世说新语之《在找死和等死中寻找出路》

在找死与等死中寻找出路?

作者:闵良臣

大家闭着眼睛过下电影,我们的现实中不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一样吗?政府官 员是如何享受如何贪婪,城管对小商小贩的粗暴态度,交警在公路上拦截货车随意罚款的恶劣行为,公安及狱警对待一些犯人或所谓“犯人”的恶劣行径,如此等 等,不是早就教会了人民有一天要做什么,应该如何做吗?

2012年12月21日一过,世界末日说也就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玩笑。

也就在2012年岁末,因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全国不少人都在捧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据说几乎每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案头都放着这本书。其实,推荐者也好,受推荐而读这本书的政治局委员也罢,说到底,都不过是在想着中国的出路。

现在中国大陆有一种普遍认识,这就是中国政改已成僵局,而成为僵局后又有两种认识:

一种是,如果政府改革,就等于找死。不管政府是否意识到,从托克维尔这本书中是很容易读出这种意思的。这还不算,中国的一些政治精英又将这种“找 死”作了一定程度的夸大,使得政府更加害怕乃至恐惧。当然,这种害怕乃至恐惧也并非没有根据,而根据就是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和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比今天 中国政府做的差,然而,人民一旦起来,谁也阻挡不住。

另一个认识,据说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他们认为政府不改革就是等死。这种认识同样也有根据,并且从托克维尔这本书中也很容易读到。

这样,中国政府的出路显然也就只能在找死与等死中寻找了。就我本人所看到这方面的文字,一些人认为,无论如何,政府还是要改革。改革,至少还有希望;不改 革,才是死路一条。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了托克维尔那句被一些人称作“定律”的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就 不改革了。

关键要看政府如何“下手”,从哪儿切入。既坚决消除腐败现象,缩小贫富差距,创造社会平等,又真正改革政治制度,彻底铲除腐败土壤,让人民逐步减轻这些年因腐败因不民主使他们增加的“痛感”。如果不是这样,后果也就很难预料。

那么,从找死与等死中能否寻找到出路呢?不知别人怎么看,坦白说,本人不抱太大希望。这也并非闵某人怀揣恶意,即使你每天只读允许公开的媒体报道,也不难像我一样灰心,乃至垂头丧气。

你说现在的政府官员,还有哪儿的不腐败。李春城这一级的不用说——没有人相信他这一级的官员不腐败——像薄熙来已 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如何?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的官员制度已经让他们充分享受了官员以外的人不可能享受到的,一些官员们仍不知足,简直就是贪得无厌,而 即使公开报道出来的这种官员也是数不胜数。最新报道一些政府官员忙着处理自家多余的房产,为什么?如果那房产是合法获得,用得着这么做、用得着这么急吗?

可以这么说,无数的中国人从进政府那一天起,就不是想着要做事(更不提什么为人民服务了),而是盼望有政府公务员的享受。同理,无数的中国人想做官,也不 是为了要做事,而是为了发财致富;再同理,无数的小官希望能做到(大多数其实是买到或变相买到)大官,更不是为了要干一番事业,而是为了捞大钱,甚至就是 为了自己再卖官。这种例子真是多极。刚双规的李春城及其他几个腐败分子,不过是先买官后卖官的几个最新的典型例子。

这些,似乎是中国官家传统。“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这种做官的名言估计流传不止一千年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倒是现代官员名言,让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有人可能没太在意,2012年这方面最大的新闻,就是我们居然可以公开看到报道,大陆有人想出600万买个省部级官员干干!这种事按说该是何等隐秘啊,现 在似乎也已经是半公开了,不然,媒体如何能得到这样的猛料?连省部级官员都可以买卖,还谈什么信仰、什么理想,又追求什么真理,还如何所谓领导人民干事 业!

这样一种社会,如何好得了!

多少年前,就看过一幅漫画:一个大苹果,满身都是虫眼,而且里面有虫子蠕动。谁都知道,寓意即是这个国家已经像这个苹果一样:烂透了。

还是多少年前,中国大陆群众对官员就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挨个杀有冤枉的,隔个杀有漏网的。”谁都明白,这表明中国的腐败现象严重到何等地步!后来很多人觉得连这样说也不符合实际,而是挨个杀也没有冤枉的了。所有的官员都腐败,这腐败还有救吗?

还是多少年前,就听说,不想腐败,就不要进官场,不然,进了官场,也会被那些想搞腐败的官员挤出去。没想到这种现象,到现在依然存在,前两天又看到有关河 南许昌的这种报道,似乎就是要继续证明着。一个涉案者是这样对检察人员说的:“进了这个贪腐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

而中国现在的腐败其实是“更上一层楼”。许多官员都是边腐败边提升,腐败之后一般都还能再升一到两级才有可能败露,然后被查处,至于没有败露且一直升上去的,也不知有多少。空口无凭,有据为证: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涉案303名中共干部。民间盛传罗荫国名下有67套房产,家中16个亿财产来历不明,有情妇100多位。但是,罗荫国2011年案发被查时很不服气,他的一番真情告白近日在民间疯传,他实话实说:“官场的人都是贪官”、“真正的大贪官,你们有本事抓吗?”

这还不算。现在一些地区,实权部门的贪腐官员还相互结盟形成了组团腐败。因涉非法处理污染物、倒卖医疗垃圾,三个月内江苏南通环保、 卫生系统就有10名以上官员被调查。河南许昌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批捕、起诉,加上数人潜逃,东城征地办全军覆没。至于交警在公路上乱设卡乱收 费,简直就是众人皆知的事。以至于公路因受不了超载车辆的碾压,受损严重。最新报道,中国公路一年罚款近3000亿元,公权力靠国家获取暴利。

当然,你会说这么大一个国家,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我想也不是。只是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看不出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别以为某个大会召开后很快就抓了不少腐败分子,就说明我们有希望了。

那些都是形势需要,用温家宝总 理的话说,他的有些说法和做法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保命。执政党为了巩固政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多抓几个腐败分子算得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没 有实事求是之心。还没多抓几个腐败分子之后,见网民们在互联网上认为现在贪腐官员越来越多,监察部一于姓副部长就赶紧出来就最近多名官员落马回应,说什么 “有些案件并不是近期产生的,可能是好几年前或十几年前产生的,到现在才暴露”。这样说,真不知有谁相信。

其实,真要下决心彻底肃贪反腐,不用吸收任何国外先进经验,我们的香港就有现成的模式:一个廉政公署,就可以扫除香港的政府官员腐败。可我们就是不愿意学。也不知是认为那是在英国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还是觉得学香港的做法,中国高法高检乃至法制办、政法委的脸都没地方搁。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十八大还 在召开中,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说什么“社会主义法治强调的是党的事业至上”,也就是说,只要党的事业需要,我们这种“法治”就要服从党的事业。某个高官 腐败了,党说什么时候双规就什么时候双规,党认为对这个人应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在有些人眼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中国法律永远不能与党的事业平 等。党可以领导法律或说法律要服从党的领导。我不知道,这怎么能叫“依法治国”。

同一篇文章,人民日报还说:“社会主义法治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这我信——而且我想谁都信。资本主义法治是法治至上,没有任何人任何党派的任何事业 居然可以大过法治,我们怎么比得了?又有什么“根本”相同之处?真想不出在键盘上敲这种文章的人大脑是不是进水了,脸皮也不知有多厚,要么,就是良知让狗 吃了——如此不讲道理不讲逻辑的话也敢说。

这种人不知道,法国大革命最后终于爆发,其实就与当时国王及一些官员在人民面前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甚至公开蔑视人民有关。200多年前的法兰西,“看到人 民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以致当人们开始关心人民的命运时,就当着他们的面大谈特谈,仿佛他们不在场”;有时还“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 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甚至“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各种罪恶”(均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9页)。当人民明白政府以及官员到底是如 何看待以及如何对待他们,随着人民越来越多的了解政府及其官员的恶行,而政府及其官员的恶行又是那样如此之多之劣后,人民就会发怒,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 了。

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与200多年前的法国所不同的是,今天我们的政府及其官员在这一点上学乖了,十分忌讳在大众面前说出他们的恶行。有些因不慎刚披露出来,就后悔了,赶紧撤稿或是删帖。

可不管怎样,托克维尔清楚地告诉后人:人民在革命中所有的思想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政府教的乃至政府培养的。因为“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 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第226页)当时“在法国,没有哪种闻所未闻的鲁莽行为不会被尝试, 没有哪种暴力不会被容忍。”(第242页)可这一切,却是因为“假如我们考虑到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难想象人民即将成为什么样子。……由于几个 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 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第243页)

大家闭着眼睛过下电影,我们的现实中不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一样吗?政府官员是如何享受如何贪婪,城管对小商小贩的粗暴态度,交警在公路上拦截货车随意罚款 的恶劣行为,公安及狱警对待一些犯人或所谓“犯人”的恶劣行径,如此等等,不是早就教会了人民有一天要做什么,应该如何做吗?

可惜啊,我们政府及其官员到现在似乎还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无所谓。那么等待他们的又能是什么呢?让中国的历史来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