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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锐 | 人工智能伦理的终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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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领域，创造秩序的危机是讨论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人工智能伦理最直观的必要性，来自人类对未知、强大之物的恐惧。

文| 郭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将善恶好坏的知识，最终归结于主体还是客观世界，分别定义了道义论和结果论的伦理学路径。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道义论为例，以主体自由为最终决定的标准，人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原则。这些原则来自主体本身。结果论者（功利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人的行动在客观世界产生的结果成为评判人的行为的最终标准。[1]

超越利害衡量和抽象原则的路径何在？也许我们应当采纳一种真正的谦卑，尊重这个世界的创造秩序。古希腊伦理学的传统有一个前提，即人的秩序是宇宙秩序的一个部分。也许我们应知道，自身已有的原则或许不足以为世界立法。功利主义和以它为基础的经济分析在近年来不断受到批评，这也告诉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无法预知行动带来的客观世界的变化、更无法精确衡量利害得失，才是理性的结论。如《箴言》云：敬畏创造者是智慧的开端。

在人工智能领域，创造秩序的危机是讨论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人工智能伦理最直观的必要性，来自人类对未知、强大之物的恐惧。弗兰肯斯坦的形象——一个在雷电中诞生的人和机器结合的怪物——是这种恐惧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人们对这些强大却并不良善的力量，通常会感到恐惧。我们害怕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最终带给我们的是毁灭。有了原子弹之后，我们第一次有了可以把整个族类毁灭的力量。之前在冷兵器时代，即便大规模的战争，也并不能毁灭全体。原子弹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也使人类对技术有了伦理的反思。人工智能会不会和弗兰肯斯坦这个怪物一样呢？我们会不会创造一样技术最后毁灭了我们人类？站在一场技术革命的入口处，人类所恐惧的是秩序的颠覆：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被魔鬼描述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所诱惑，上帝的秩序因此被颠覆。如果说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恐惧不是因为机器做出不利于人的决策，而是机器代替人决策本身，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伦理的终极困境是对创造秩序的颠覆。今天，面对一个被自己创造的技术反噬的可能性，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个人自我认知、人际关系、个人与经济组织、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创造秩序的思考为前提，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伦理的两大难题：1. 因果联系难题：人工智能被委以对人类事务做决策的能力，但它对决策结果的伦理判断能力不足：2. 终极准则难题：由于缺乏引导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终极道德准则，人工智能难以在互相冲突的决策之间权衡。产生上述两个难题的根本原因是人工智能相对于人的局限。

因果联系难题来自人工智能对决策后果的伦理意义的认知的局限性。换言之，人工智能对某一决策与其他社会影响之间难以建立因果联系，这在超级人工智能出现的条件下会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泰格马克举了人和蚂蚁的例子：尽管人并不是故意想要踩死蚂蚁，但是人因为不在乎蚂蚁的利益，经常会踩死蚂蚁。放在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因果联系难题在于人工智能并不“在乎”人的利益。尽管人工智能决策的目标并不是直接损害人，但完全可能对人产生间接损害，而后者对人可能是致命的。从蚂蚁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类似于面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机器的恐惧：人操作的是一台开动起来就无法及时停下的机器，工人的手要是不小心卷进高速运转的机器，就会造成工伤。人对机器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机器只是重复机械执行人的命令，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这种无法预料可能是因为设计者的疏忽，也可能是因为人的智力局限无法预料），如对人类肢体的伤害。这里我们看到机器区别于和人的特征是它缺乏随时随地进行的伦理判断的能力，而等到人介入的时候，为时已晚。

在当代，人工智能往往被用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而且只能通过已有的有限数据来作出决策，往往无法像人一样理解更广的社会和伦理语境。例如，人可能给出的是获取食物的指令，带来的是宠物被人工智能杀死的结果。人工智能对结果的伦理意义无法完全理解，以致于执行了人没有想到的指令。故此，我们对人工智能缺乏对对决策后果的伦理意义的认知有恐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本身缺乏透明度（黑箱问题）时，我们更有理由忧虑人工智能对决策结果的伦理判断能力不足。人工智能往往因为算法的原因（例如机器学习）和在具体情形下总是会有算力的局限，无法回溯机器作出决定的具体机制。无法回溯会带来在事先预测后果和事后作出纠正的能力的局限，导致我们在是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问题上踌躇不决。

终极准则难题来自于人工智能因没有已知的道德准则来指引其决策，难以在不同的决策结果之间进行比较。当人工智能能力很强大，它有潜力成为新的“上帝”，即人工智能成为人类全部决定的参与和影响者。但是，上述困境导致我们创造的“上帝”无力护理这个世界。”电车难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机器决策的困境：在发生事故时，无论自动驾驶汽车作出何种决策，都不是人类已有的共识。但其决策结果势必决定众多群体（如车内乘客和路上行人）的生死。这种困境让我们惊恐万分：当我们在发展一种强大的技术时，却没有能力找到它的终极控制方案，这让掌控技术的人承担了难以负担的责任。

这两大难题导致了在实践的层面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有如下两方面的忧虑：1. 人工智能技术恶化（范围扩大和程度加深）了已有的问题（如歧视、财富不平等）；2.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新的问题（如让有些人智力超过其他人，产生新的不平等的渊源）。工业革命之后，当机器出现在人类生活中，人们也曾感到忧虑。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忧虑远甚于当年。人工智能技术第一次让机器不仅比人强大、而且还可以不依赖于人进行自主决策。如果问题仅仅是人控制机器做坏事，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人的教育、追责来进行预防；如果机器可能“自己决定”做坏事，我们如何应对？

面对人工智能伦理的终极困境，当我们真正谦卑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回到历史中、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寻找新的起点。每当人们开始谈论伦理学，其背景总是社会上已经出现对伦理失范的恐惧。古希腊的修昔底德描述了希腊哲学开始探讨伦理学的历史背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爆发了大瘟疫。瘟疫对雅典人道德的影响非常大。修昔底德写道：

人们在神庙当中的作为，对神谕的讨论以及类似举措，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事实上，最后人们完全被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所压倒，以至于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投入到这些事上……他们在无人照料的境地下死去；实际上在很多房屋里，屋中人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悄然离世…死者的尸体相互枕藉，随处可见奄奄一息的病人在街上蹒跚而行，或是因为干渴而成群地聚集在泉水边。神庙当中到处都是尸体，他们死在神庙当中。由于灾难是如此无法抵抗，不知道接下来自已身上会发生什么的人们对于一切宗教律令和法律规定都视而不见……无论是对神的恐惧还是人制定的法律都不再具有约束效力。至于神灵，无论是否崇拜它们，事情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当人们看到好运和厄运无差别地降临到人们身上的时候。[2]

面对日常存在的死亡威胁，有不少雅典人选择不再服从传统和习惯，开始整日纵欲享乐，因为即便是富人权贵也可能死于非命。荣誉对雅典人也不再有吸引力，法律也不能再约束雅典人。这让希腊的思想家们开始思考伦理究竟是什么。

类似地，罗马帝国的两次瘟疫是西方伦理学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公元165年，在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统治时期，一场毁灭性的大瘟疫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在瘟疫最盛行的时候，川流不息的大篷车和四轮马车不停的把尸体运出城外。一个世纪以后，罗马再次遭遇了大瘟疫。在此背景下，罗马社会迅速地被基督教伦理思想所影响，其最终结果是君士坦丁大帝顺应民情改宗基督教。迦太基主教居普良写道：

在这看似可怖和致命的瘟疫和灾难当中，寻找属于每个人的正义并检视人类的心灵是多么适合，又是多么必要；病人是否得到了妥当的照料，亲属是否如他们所应做的那样去负责地爱护他们的亲眷，主人是否对他们染病的奴隶展现出同情，医生是否不离弃染病者…尽管死亡对任何其他事都毫无益处，但它对于基督徒和上帝的仆人有进益之功，当我们学着不去恐惧死亡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愉快地寻求殉道之路。这是我们的尝试性的锻炼，而非死亡；它们给心灵以拯救之荣耀；通过蔑视死亡，它们准备了王冠…我们的弟兄们因主的召唤而自这土地上挣脱出来获得自由，不应为此感到悲伤，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并未消逝，而只是先走一步；在启程之时他们引领着道路；正如旅人惯于漂泊，他们不应得到悲悼……而异教徒由此而来的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公平也不公正的，追根究底，我们是在为那些我们说仍然活着的人们而感到悲伤。[3]

在西方，早期基督教在文艺中面对死亡的伦理反思，大大影响了伦理学中对超验基础的强调。基督教伦理思考开始了“把人作为人来对待”这一伟大传统。类似地，当查尔斯.泰勒在追溯现代社会观念的产生时，在众多形形色色、纷繁芜杂的思潮中发现了自然法思想的独特。在过往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中并不引人关注的国际法学家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成了泰勒眼中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尽管一开始他们主张的自然法思想不过是国王统治秩序的新颖辩护，很快这种思想就成为批评旧秩序的思想来源。泰勒的追溯，为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性的独特性提供了新鲜视角。[4] 自然法思想将个人权利建立在超验基础上时，才有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在西方世界，人们以自然法为开端，把社会想象为（1）通过互相交换货物和服务而达到共同获益的经济，（2）在陌生人之间讨论共同关心话题的公共空间；和（3）无需共同接受的超验原则、通过某些世俗做法而形成一个国家。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由此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伦理基石。

在上述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语境下，人们将善恶、好坏的追问归结于主体或者客观世界，这是现代性生成中主体构建的过程。[5] 在技术革命又一次到来的今天，很多学者把人工智能技术比作蒸汽机，认为这是社会巨变的又一次肇始。我们有没有发现一种新的伦理思想框架？何种理论会成为伦理学的新起点？何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然法”？本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会看得很清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工业革命和现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让人们开始反思科技到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一方面，现代科技帮助人类征服了洪水猛兽、干旱饥饿等等“外部敌人”；另一方面，在物质层面，科技发展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带来了笼罩全球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在精神层面，技术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方面的成功引发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工具理性所关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它以可计算的效率为主要追求目标，拒绝价值考虑的介入。而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理论家提出的反思是，随着工具理性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模式，人本身也逐渐失去主体性而被对象化。

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的主体性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人工智能把人更彻底地带进了算法决策的技术规程之中，这会不会恶化已有的问题、让社会产生更多的新问题？这一点我们在目前的技术发展和应用中已初见端倪。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自动驾驶汽车、医疗、传媒、金融、工业机器人以及互联网服务等越来越多领域和场景应用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一方面带来了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有助于解决诸如失业、贫困等社会性问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的自主性使机器逐步替代了人类的工作，并且这种替代有时非但没有解决已有的问题，还恶化了已有的困境，甚至带来了新的挑战，引发社会公正、安全以及责任界定等诸多问题。如何在机器决策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的同时，保持人的道德主体性，是我们提出解答的关键。

注 释

[1] 关于对道义论和功利论的批评，参见【德】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9-41页。

[2] 参见：[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44页。

[3] 参见：[美]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

[4] 参见：[加]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5] 参见：[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0页。

本文选自郭锐：《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治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0页。

A Choice Architecture Perspective on China’s Central-Local Fiscal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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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oice Architecture Perspective on China’s Central-Local Fiscal Arrangement

— Setting Reasonable Restraints of the Fiscal Powers of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Rui Guo

Abstract

This paper sets forth a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on the allocation of fiscal power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advocates for reasonable restrai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iscal power. Adopting a “choice architecture” perspective, I argue that the fundamental feature of China’s allocation of fiscal powers i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ominant influence on the area, amount and mean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spending, leading to the difficulty in realiz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goals, in local governments’ deciding their own policy goals, and in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The “choice architecture” perspective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to subje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iscal powers to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n balancing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provided in article 3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article 89, 99 and 107 that define the power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People’s Congresses of the local level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local level.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the reform of the allocation of fiscal power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1) include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s well as the People’s Congresses of the local levels, and (2) clarify that the judiciary should be in charge of solving potential conflicts related to the the fiscal power allocation.

Key Words：Fiscal Separation of Powers,  Chinese Central-Local Relations, the Project System, the “Controlling Power”Theory, Choice Architecture, Fiscal Powers of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Download：http://journal.pkulaw.cn/PDFFiles/%E5%A4%AE%E5%9C%B0%E8%B4%A2%E6%94%BF%E5%88%86%E6%9D%83%E7%9A%84%E2%80%9C%E9%80%89%E6%8B%A9%E6%9E%84%E7%AD%91%E2%80%9D%E8%A7%86%E8%A7%92.pdf

 

郭锐：央地财政分权的“选择构筑”视角——兼论中央财政权力的宪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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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锐：央地财政分权的“选择构筑”视角——兼论中央财政权力的宪法约束

［摘要］本文是对央地财政分权中的权力配置及其限度、特别是中央财政权力合理限制的宪法考察。作者认为，通过引入“选择构筑”视角，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当前财政分权体制的特征，即中央财政权力的过分强大和地方自主性的缺失。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为基础的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目的、力度和方式等产生实质性影响，造成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扭曲，也间接导致中央政府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难以设定本地财政政策目标和公共服务面临质量压力。“选择构筑”视角帮助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应根据宪法平衡央地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限制和约束，这对央地财政分权的进一步改革也有指导意义。作者认为，改革应明确全国人大、地方人大在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申请、实施和验收阶段的参与和监督，同时也应由司法机关来介入和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权的相关冲突。

［关键词］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关系，项目制，选择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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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漫谈二流大学（清华北大浙大只是三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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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漫谈二流大学（清华北大浙大只是三流大学）

浙大上任校长杨卫对于大学发展曾谈过一些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然后，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我很认同杨卫的话。杨卫到底是开国以来第一个当了大学校长的常春藤毕业生。

按照杨卫的标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刚刚进入世界的三流水准。十年前，中国大学是没有资格谈SCI的。现在，前五名的学校，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在SCI的数量上，现在已经能在亚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国比比，也不见得丢人。中国有人海优势，再往后，这个成绩会更好。但这种比法再往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人家二流学校，不跟咱比这个。要用人家二流学校的比法，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又回到起点上：重新洗牌，咱们的成果几乎是零。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还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学？我们怎么才能进入一流大学，顶级大学是人人没有把握，只能当做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个人幸运的在美国顶级大学待过，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待的，然后到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当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应该是顶级，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统计过，90% 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所有知名商学院的会计学与金融学的当家学者（是讲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这几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与商学，一流没有问题，顶级可能就不是公论了。现在顶级的位子，应该是哈佛与沃顿。1983的沃顿应该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学院连一流都谈不上，甚至是被认为是一群二流学者拿着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摇撞骗。我的母校罗彻斯特大学在我念书的时候（1974），应该是一流大学在做顶级大学的梦，现在是一流大学在往下降。我现在担任讲座教授的杜兰大学应该是一流的尾巴，杜兰从来没有做过顶级的梦，想都不敢想，连一流都岌岌可危。表上都是美国的大学，二次战后，老美在各方面称霸了六十年，学术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来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国的三家，是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

从我的分析来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与三流可以按学校来分，一流多少能按学校分，顶级的大学与顶级的专业就不一定在同一个学校了。顶级大学的排名是相当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环境。顶级专业的排名是相当不稳定的，走掉一个大师，或大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顶级的位置就保不住了。以大学来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应该是三流，但在清华与北大，有些专业领域已经有点二流的味道，浙大是扎扎实实的三流。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大学是不入流，别难过，印度也一样。甚至日本也好不到那里去。日本自从百年前，有些大学冲进三流后，绝大部分的大学还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与团结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学术与思想上面是没有太多的建树的。这几年，北大与清华的国际化与超前意识，比绝大部分的日本大学要来得强猛。

我曾在香港科大做会计系的创系系主任，在离开科大那年，按顶级学术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会计系应该是扎扎实实的二流顶端，应该是美国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这个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中大来势汹汹。在会计学与金融学的领域里，全是老美天下，老欧只有亦步亦趋的份。由于拥有大海龟与牛外教，在会计与金融领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欧洲大学好，而且独步亚洲。

什么是二流大学？

杨卫为二流大学做了相当好但不完美的定义：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发一两篇』这句话上。我认为到了二流学校，基本上，已经不用简单的数字管理，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最好杂志一年能发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是，别说二流大学的教师了。我下面会详细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的不同。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California State，Kansas State，台湾成功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浙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就自然的数字挂帅了。在美国这些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有些就被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学，像Kansas State。这些大学，校长底气不足，难以抗拒州政府与议员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数字管理，简单明瞭，成本低廉。在亚洲，官本位下，校长发挥空间有限，许多是新兴国家，资源也有限，发展学术的第一步，就是先让教师们有拿到学位后继续念书的习惯。用SCI 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教育与学术效果，但总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学，基本上就是随意管了。台湾的有些私立大学，大陆的大部分大学就是这一类。

下面表一是基于美国大学最被认可的排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报告，再依照我自己的判断，为顶级、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学列出一些例子。每一流中，按照排名的顺序，由高而低罗列。顶级与一流是全部罗列，二流、三流众多，只是例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是在美国最少争议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观判断，这个表只是例子，不是科学。表中的顶级与一流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美国学校，是因为美国有最好的制度设计，几乎把全世界的学术精英完全吸收过去。我在一流大学里，列了法国的Ecole Polytechnique，其实只是『公平』的考虑。法国的Ecole有点像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学生是最好的，不输给任何的一流大学，设备还不错，但是师资与学术环境就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差多了。亚洲的三家二流大学，香港的科大与中大，日本的筑波都有很大的美国影响。读者可以指责我有偏见。我走遍世界，在欧、亚、北美、南美各国中的顶尖大学都有些朋友，参观大学、分析学术环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说是我的看法，不能说是我的科学论断。学术是尽可能的寻找客观的数据，但是学术结论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在表一，各位也可以看到，顶级大学全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较好的一流大学，还都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到了一般的一流大学，公立大学就多了起来。二流大学与三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没有列在表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私立大学，是不入流的。这就是资源与体制的互补了，私立大学体制灵活，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会办得比公立大学好。如果资源不足，私立大学的灵活体制反而导致它们胡作非为。

表一： 依照作者判断的大学流别示例(节选)

注：本表基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再依作者的了解加以调整。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偏重本科教育的角度。本表的微调多考虑了些研究成果的因素。表上顶级与一流大学，作者大多亲身访问过，每一家学校都有相识，在其中一半学校作者做过学术报告。

台湾的台大，大陆的北大、清华、与浙大，被分到三流，是让人非常气愤与不服的。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学生素质绝对的超过我任教的杜兰大学。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老师的『脑素质』也不逊于杜兰大学的老师。为什么杜兰可以在一流大学中吊个尾巴，而我们的北大、清华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兰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北大、清华、浙大是中国的国立大学。环境与体制，决定了学术机器的生产效率，原料的品质（老师、学生的天生素质）当然也会影响成品的质量（学术成果），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流大学，应该是SUNY/Buffalo， Rutgers， Florida， Kansas，与香港科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由于资源、地缘、历史因素，没法子与一流大学较短长。表上的一流与二流大学的运作、目标、渴望，基本是一样的。它们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差别。顶级大学的年轻副教授通常是一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一流大学的少壮副教授通常是二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之间的交流就要少多了。北大与清华已经有点二流大学的架势，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有点能力在一流大学的少壮精英头上动脑筋了，例如清华用了五年的时间操作，礼聘钱颖一从Berkeley回清华，浙大才刚刚有这个概念呢！

在顶级大学，谈文章的篇数，是粗俗的行为，被大家取笑、不耻。在那种学校，著作等身、大气蓬勃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好吹的？在一流大学，学者是梦昧以求『这辈子』能有『一、两篇』传世之作。但是这个梦是深藏心底，不能说的，说出来就下流了。在二流大学，是公开的说：『想当教授，就得有一、两个全垒打』。意思就是，想当教授，非得在顶尖杂志，发表一、两篇论文不可。如果像杨卫说的，每年要发一、两篇，就成了『牛饮』，只有三流学校的牛才这么公开的鬼叫。二流学校公开招聘讲座教授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质，不是数量。可是在内部提升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数量，不是品质。人家已经都做牛做马怎么多年了，没有功劳有苦劳，咱二流大学资源有限，那能养得起这么多神仙？只要你还努力听话，时间到了，苦够了，也就当上了教授了。

看一个学校的教师管理机制，就能看出这家学校的定位。在顶级大学，教授几乎人人有个讲座（endowed chair），这些老爷都是千辛万苦从对手那里挖过来的。助理教授几乎没有一个能升上去，极少数能升上去的，老早就有对手在挖墙角，又得千辛万苦的挽留，年纪轻轻，就得给他个讲座教授。校长的任务不是『管』这些人，而是哄着他们，赔着笑脸，防着他们与别人谈恋爱。校长更重要的任务，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各专业领域的动向，聘请到领导未来20年学术方向的大师。校长对大师那敢说个『管』字，磕头都还来不及呢！那怎么『管』这些老爷呢？出个假货怎么办？别担心，这些人好管极了。只要你的学校有足够的大师，顶级大学当然是大师如云，他们互相把对方管得贼紧。老子好不容易混到这个江湖名声，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们中间如果出了一个假货，别人对我们的本事产生怀疑，我的数十年修行，岂不被糟蹋了？在顶级大学里，每周定期的研讨会就是擂台，那些大师们，在擂台上杀得你死我活。

当然，如果一个顶级大学，请了个无能校长，一口气找了一群假大师，这个大学就马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顶级大学就垮了。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大学都在美国，又都是私立大学。因为只有美国的顶级私立大学才能发展出一个极精细的大师互相监管的『教授治校』的机制。美国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用了三百年的时间，用世界最优渥的资源，运用市场机能，慢慢把美国的学术巨厦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国的一流大学像伯克莱、康奈尔才能放心的让教授来管自己，管学校，甚至管校长。

美国的三流大学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国一模一样。李远哲这个学化学的书呆子，居然在台湾倡导『教授治校』，把台湾的大学变成政治角力场，乌烟瘴气！三流公立大学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会主义墙角』。没有大师级的学术地位，就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装配工都是人，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就可以不要脸，一旦没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脸。三流大学用SCI 数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脸，在我们管理学，这叫做防止『道德危险』（Moral Hazard）。

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所耗用的资源是惊人的，在外人看来是极度的浪费与没有效率的。师资是名校的命脉，这个『浪费』与『低效』，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最为显著。我用杜兰大学商学院做例子。杜兰商学院在过去十年，起码进了50个刚拿博士的年轻教师，每位教师的年薪，用2006的价码，是15万到20万美元，每个年轻教师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这十年的投资保守的估计是15万乘6乘50，总共四千五百万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为二、三流大学做贡献了。我们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挖角进来的，也就是说，顶级大学与其他的一流大学，用了更多的价钱为杜兰做了贡献。以顶级与一流大学合起来的五十家学校做群体单位，百分之九十的师资培育投资是为了二流大学做了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三流大学玩不起这个游戏，也就根本不玩了。从一流大学流落到三流大学的人，基本上都放弃了『研究』，反而，一直在三流圈子的学者，有些会兴味怡然地玩着三流大学的数字游戏。

有人会说，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轻教授，会为顶级与一流大学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这么多钱。哈！你就错了。杜兰的这50个人，在十年内，发表了大约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升等的那四个人发的。其他46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成果。用浙大、清华的数字管理概念来看，起码四千万美元是打了水漂了。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毕业生，这一辈子，不会在顶尖杂志发表文章。顶尖杂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学者写的。在杜兰商学院，学术成果主要是五个讲座教授（师资队伍的5%）做的。

那么，我们不干脆就让这五个学者专做学问，何必花这么多钱，让这么多人陪着玩？这就是学术环境的成本，没有这么多人日以继夜的干，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环境；没有九死一生，就没有英雄好汉。后面我会分析，什么叫一流的研究环境。

话说回来，中国可能穷些，中国的市场机制可能差些，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可能落后些。但是浙大、清华的许多教授的天生素质可一点也不比什么普林斯顿的那些书呆子差。凭什么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长哄着、伺候着，而我们清华、北大的念书人就得拍校长马屁、看书记脸色？我们也要教授治校，我们也要大师如云。好！有志气！那么，我们得先从三流大学转变成二流大学。下面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浙大、清华转化成二流大学。

怎么样才能办成二流大学？

我前面说过，顶级、一流、二流大学基本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在由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的关系。（关于历史于地缘对大学地位的影响，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四十年之久的查理斯•艾略特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六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他们优秀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办校宗旨、监管体制、评核方式基本是一样的。这些学校实质上是教授当家。二流以上的大学是一群学者的合伙组织（partnership）。而三流大学比较像工厂，教授只是拿薪水的『笔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学已经到了民主体制，而三流大学是农业社会的君主专制。

从三流到二流要比从二流到一流难得多。从二流到一流，甚至从一流到顶级，只要有资源肯拼命，就有可能做到。而从三流到二流是本质的改变、是思想的改变、是文化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用经济发展来做比喻。从二流大学到一流大学就如同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亚洲四小龙想赶上英国与意大利。香港与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纪末已经做到了。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就如同满清的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共和国的工业社会，打打杀杀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算结束，经过了非常痛苦、血腥、漫长的转型过程。这转型的痛苦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与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影响了现有在位人的利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一夜间荡然无存。从二流到一流大学，是按同一个制度体系力争上游，而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是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由于新的制度体系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反抗、破坏、挣扎就大得多。

在三流大学的体系里，文章数、学生数、头衔、行政职位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物质报酬分配的依据。在全是三流大学的官本位国度里，没有也不需要开放性的学术市场。在三流大学的体制下，要累积文章、学生、头衔、职位这些人力资源可不容易。首先做学生的时候就得选一个大牌做导师，当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样样周到。毕业后弄头衔、抢职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样不少。带着一批弟子打天下，要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交了不少朋友，结了不少世仇。在数字挂帅的体制里，比的不是真知卓见，而是组织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变学术体制，原来的学术领袖，就像满清遗老，痛哭流涕、顿失依靠。反抗的意念，这么会没有呢？

在三流大学体系里，博导可以任命，文章数可以计算，虽然不理想，但可执行性高，虽然大家做点没用的研究混饭吃，倒也有些次序，每个大学各混各的，相安无事。到了二流大学体系里，大师不是校长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学，没有一个市场机能做信息处理与汇总的工具，谁又知道那个是真大师，那个是假大师？如果假大师的人数，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比三流大学体系还糟糕。三流大学的博导是绵羊，校长吼一吼，就乖乖低头吃草。二流大学的假大师，是披着珍贵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长都吃了。哈佛教授参议会才刚赶走一位做过财政部长、要改革哈佛教授懒散教学态度的年轻校长。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够的真大师坐镇，如果那些假大师搞得过分，校长是冤枉的，真大师就都跑到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没有什么讲座教授因此离职，这个校长大概走得不太冤枉。这就是市场机制。中国有吗？这里有个小注脚。这个校长要整顿的对象，就是一个讲座教授，他一气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顿去也。这位讲座教授是真大师、假大师，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林斯顿接受了这一批人马，哈佛校长因此去职，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论，这就是市场机制。

办二流大学只是清华、浙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真正的教育家是办教育，而不是争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好奇与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数量。争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脚，我知道些，我也做过些。我一生的志向与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个真学者好老师。做为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我是不相信绝对道德观的，我认为道德是成本效益盘算下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做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我要贡献的是如何透过理性的分析，设计一套制度机能，让人们自然地依自利的动机，做到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此，我对清华及浙大的建议，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会精英的心态，怎么为中国打造一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在我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清晰的指出，中国如果想要有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就得有世界顶级的大学，这两三个顶级大学，会带动几十个一流大学，这几十个一流大学，会带动上百个二流大学。这些顶级、一流、与二流大学是中国的知识泉源，会发展出千千万万的科技应用，会培育出无数个领袖、学者、与教育家。我任教的浙大与清华，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抱负。

在我的举例与分析中，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创建顶级大学最重要的一环，是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的市场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顶级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官本位的农业社会能产生的。没有一个官，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识别学术大师，但是市场能。市场的识别能力超过任何的专家，市场的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是融合了市场所有专家的智慧。

中国以致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看清华出身的清华教授谈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整个亚洲的学术精英都染了严重的科举病毒。如果一个大师是在十八岁那场考试决定的，这个大师百分之百是假的。没有真大师，就没有二流大学，就别提顶级大学了。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真大师。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师是在残酷公平的市场上，百炼成钢的结果。清华、浙大、东大、台大只是个三流大学，真正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二流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教师队伍不能有近亲繁殖。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要进入公开市场，不能留校。

大海养大鱼，小沟养泥鳅。学术界的大牛，集中在美国这个学术大草原，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大、最公平的市场杀出来的大师，应该是最厉害的。不只我们『落后』的亚洲得服气，近年来，连在『先进』的欧洲的大师都有浓浓的美国牛排味。清华、浙大要玩二流大学的游戏，就得进入北美学术大草原。各位看到吗？在表一，一个只有三千万人口的农业国家加拿大，居然有两家大学被列入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地缘优势：它们位于北美洲英语语系的学术大草原。如果把杜兰大学、南加大往南搬五百里，进了墨西哥，杜兰、南加大就什么流都不是，这就是地缘优势。

在中国生根的浙大与清华，地缘优势就别想了。没有地缘优势，也能成为二流大学，人家香港科大不是就做成了吗？香港科大还一度有一流大学的恢弘气势咧！出大师的学术市场不是要大要公平吗？中国市场虽然不公平，谁能说不够大呢？只要我们能借用美国市场体制让中国市场做到透明与公平，三十年后，世界学术中心在那里，谁都说不准呢！

如果为了进入这个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要清华、浙大搬家是做不到的，但是参与英语语系的学术市场的必要条件，非满足不可。我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用英文谈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真是***憋气！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心情平复后想想，咱们的汉文不就是中原西陲的秦戎话吗？中原周天子的话怎么说，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了。自然科学是不太受语言能力影响的，进入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要难得多。这是进入市场的必要交易成本。我知道，北大、清华的经济、管理科系已经在做了，香港科大的建校原则就是世界（其实就是美国）标准。我最近接到复旦大学要求我协助拟订世界顶尖期刊的排名，看来复旦也想杀进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了。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生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

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B），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等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北大、清华、台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对长聘制，已经很认真执行十年以上了。

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有人称这个市场为『旧货市场（used market）』。旧货市场的买家，不都是穷人（较次的学校），豪门大户也热衷得很。因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在顶尖大学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清华就是请十个杨振宁来也没有用，请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花钱买了个符号，培养了一个诺贝尔奖研究成果，才是顶级的大学。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可以用杨振宁为例说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是没有资格这样说的。你知道吗？像杜兰这样的学校，是很少给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博士的。我现在就是杜兰的荣誉博士遴选委员，我们要授予荣誉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

在二流以上的大学里，重要行政职位，尤其是校长，都是全世界公开遴选的。权与钱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学有权有钱的学术单位，像商学院院长，基本上是从外引进的。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系，每隔十来年就会从外面挖进一个系主任。外来的新主管有独立性，他不欠人情，没有瓜葛。他也有客观性，他可以冷静的分析这个单位的历史留存问题，他的做为与决策不会马上引发关联性的猜忌。他有开创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引入。我有个亲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学是芝加哥大学首先推出的，并不太成功。后来给西北大学摸出了门窍，杜兰大学就挖了西北大学主管EMBA的副院长来当院长，做了两年，就出了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杜兰手上把他抢了过去。EMBA 就是这么样在美国遍地开了花，也影响了世界。

从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即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共同推动，逐渐的将中国最有历史、最有潜力的大学的监管从教育部移转到校产基金会、校董会、顾问委员会的手里，将学术专业的监管移转到公开的学术市场。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导师邓小平，有个真知灼见：『摸着石子过河』。市场不是一天造成的。市场的优化过程，纯粹是经验的累积，结集所有参与者的经验与智慧，不断的改进与摸索前进，最后胜出的机制，不是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单独推导出来的。认识市场机能在学术监管与激励的重要，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步，极不容易跨出，能跨出这一步，而不跌个四脚朝天，后面的路就会逐渐好走。

『摸着石子过河』的真髓是从一小步做起。张维迎这个小红卫兵，在北大搞的学术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对，可是他可能患了他出国前上班的赵老板同样的错误：打击面广了些，步子快了些，调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让人家小老美，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老老实实的干真学问的动力，不是校长室的一纸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师的大声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经济动机与市场压力。要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随便说说就有的。学术这东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北大有这么多学者没有受过应有的研究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训练，硬是打鸭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说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患过同样的错误。三流大学的问题就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做学术改革的也是用一纸官书，是很难成功的。

我觉得，学术改革，应该用利导而不是势逼，用市场机能，而不是用官方政策。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最容易突破的新成长点。对原有的教师与学术单位做增量改革。譬如说，把教科书教好要比做前缘研究容易得多，北大许多老师可能无法用英文发表惊世之作，用英文念教科书的本事总有吧！因此计算成果的时候，把文章数的比重压低，把文章质的比重加高，教好书的比重大于劣质文章数的比重，升等评核的时候，多邀请些香港与美国的华人教授参与，采用竞争上岗，竞争加薪。这些都是无法立竿见影的工作，学术本来就不是方便面。自古以来，成功的改革本来就是文火煮青蛙。有点良心与眼光的人都能看到张维迎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贡献，及对整个北大学术改革的贡献。但想要人人讲好话就难了，不被乱石砸死，都算你张维迎走运的了。

结语

我对中国与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与学术发展是非常乐观的，有些人甚至说我是盲目的乐观。逐渐的，我发现，就是乐观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国与大中华地区进步的速度。

一个一流大学的内部条件是『资源、历史、地缘』，外部条件是『开放、透明、竞争的学术市场』。浙大与清华起码有了历史与地缘的优势。中国之大，没有人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垄断市场或阻止市场的发展脚步。这个庞大的市场，会养出大鱼，浙大与清华都有可能是条大鱼。

我认为，浙大与清华都没有理由毛躁，急吼吼的要长大。长大是必然，长得好，就不是定然。学术如同好酒，资源、历史、地缘有了，外部环境对了，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当今之急，是寻找资源与妥善运用资源。同时耐心的、逐渐的改变外部环境。

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合作是道义的和作。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断的流动的。这些流动切断了个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辅佐了判断，加强了监控。

进入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是从封闭性的三流大学跨出来。改革与利益重分配是孪生兄弟。在改革中，现有的当家人、在位者是输家。吴家玮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没有输家，个个是一流大学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热的信徒。科大的成功站住脚跟，有了成果，让香港其他六家大学能兵不血刃的进入二流大学。一个成功的改革，压力要来自外，不能来自上（会官逼民反），更不可能来自下（那就是造反，更是天下大乱）。浙大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清华的压力，清华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浙大的压力。公开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是必要的压力机能。

【作者李志文先生是美国杜兰大学商学院蔻翰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光彪讲座教授、商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他对当今国际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发展道路有宽阔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

[转]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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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

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

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56年还是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

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

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

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

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17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

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刁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

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操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

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

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25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9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3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3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3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

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

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那。

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

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7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

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8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50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

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

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50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80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1949年10月1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100%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11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妈要到北京。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40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

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50多岁，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

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1970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渡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1979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

88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94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个最“革命”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7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

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

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94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4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4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

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我带着女儿去了。

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

“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

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50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

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4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4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璃厂卖的。记得得了有20多块钱。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

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赃，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

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

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

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

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

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

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

我妈一下接了过去：“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

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

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BB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共产主义的紧箍咒。“六•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

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68年3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

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我写了1961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倒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

1960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

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概就是这些了。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罩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记得华国峰当政时，我们这代人都颇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论。一天在家看电视，新闻正有华国峰的镜头，我脱口出了一句老华如何、如何，她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的不成样子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诫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着呢！一不小心妈妈告到我的单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轻易忘记过去的教训。

文革时，我回家探亲，我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象早请示、晚汇报。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对付妈妈，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让她认为我思想反动。后来，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四人帮”当道，天昏地暗，个人、国家前途何在？我妈教训我，我听不进。她竟一封信写到我的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我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教育我。幸好，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

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我妈给我的信永远充满了革命词汇。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给我妈写信。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可写可不写，给妈的信却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妈会时不时地寄剪报来，让我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我学习王洪文。说同是工人阶级，人家那样先进，你却是如此落后。

我那时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头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和报纸上无限拔高的形象是两码子事儿，也早就没有了对党报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报上天天地编瞎话骗人。我自觉报纸是没有采访我所在的工厂，采访了写出来一样好。我告诉我妈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当副主席。我妈是觉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锐。

后来改革开放，人人向钱看，她提起邓小平、赵紫阳那是绝对的大不敬，一点也没把他们当了党的化身。对江青，我不知她是否还有着敬意。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她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样眼睛永远长在后脑勺上（我姥爷对我妈的评语）。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叹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现，党却从来没有再认可过她。文革一开始，她就挨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68年初参加工作，到青岛实习之前，妈妈大概感到文革这关她可能过不去了，告诉我家里有多少存款，存款单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万一出了事，要让周总理知道；总理是了解她的，会想办法救她。她被机关造反派抓走后，我给总理写了信。为怕信寄不到总理的手里，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笔法。告诉总理我是谁的女儿，爸爸无音信，妈妈被群众专政，我自己会跟着党走，不会走父母的反党道路。但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过回音。

后来我妈自己给王力，陈伯达写信，以延安马列学院的老关系请求给她工作，也是只字的回音也没有。后来她在干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那时犯得很重。再加从来养尊处优，与同宿舍人根本无法相处，没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立即被要求返回干校下水田劳动，干不动时，只能双膝跪在田里往前爬。那个时日，是妈妈对我最好的时候，常常往陕西的三线厂给我寄卫生纸、枕巾、新打小麦磨的面粉，似乎干校小卖部能买到的东西都会买了寄来。可是她回京后，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写给我妈机关专案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屉里。我妈放出来后，偷偷看了，把它从中撕开，又放回抽屉。我发现后十分生气，问她为什么翻我的东西，撕我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无言。后来大姨告诉我，我妈跟她说：“困难时期还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乱讲坏话。”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专案组曾去秦城监狱找我爸外调我妈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

可是爸爸就没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我妈妈揭发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我爸妈离了婚。本来我爸爸是准备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任用，我妈一份长篇揭发材料报了上去。据刘澜波说，传到他手里时已满是烟迹，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了，烧掉！”

我始终不甚明了邓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论太恶劣，还是我妈的揭发行为太恶劣了。反正我妈按她的意愿解释为后者。我妈是文革中知道邓的话的，颇以为荣，认为自己一直未能恢复原职务就是邓小平一手压制的结果。文革后，因她文革中揭发人太多，又是个凡是派，自然没有人敢用她。她后来给邓力群写信，那是后话。

话扯远了，再接着说1994年的见面。

我妈对外孙女说：“姥姥也许以后再没机会见到你了，送你这个礼物作个纪念，你要不要？”

女儿这时可能被外婆的真诚感动了，点了点头。

我妈放缓了语气问：“你哭什么呀？”

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太太提高了声调：“你哭什么呀？为什么哭？！”

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势不好，也知女儿根本没有能力判断眼前这个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回答，就赶紧接过话题：“这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不管长辈还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问题要平等讨论。”

这下彻底坏了事，我妈一下子窜了起来：“我怎么不平等了？我怎么不平等了！”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尽量平静和缓地说：“你看，你现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气嘛。”

我妈几十年集聚在心中对李锐无从发泄的怒火就在这一刹那迸发了。她一个箭步冲过来，提起我的衣领：

“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

我知道是到“滚”的时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赶紧叫孩子：“忙忙，快去拿书包、大衣，我们走！”

可是已经来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发作了。她扯着我往门厅拽，门厅那边是厨房，我的直觉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说，她对我爸拿过菜刀）。我拼尽全力挣脱着，催促孩子：“忙忙打开门，快跑！”

我来以前，总听哥哥说妈妈身体如何不好，有心脏病，所以以为她是个衰老的病人，对于眼前这突发的千钧之力，完全没有准备。老太太疯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两只拳头向我的头上冰雹般地砸下来，我根本无法抓住她的手。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又重现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妈妈骑在身上，揪住头发往坚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当时感觉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妈妈用了对我爸的那句话：“说呀！你说呀！”哥哥在一边急得叫：“你看你把妈妈气成什么样子了，你就说一句话呀！”我这时才体会到爸爸当年吵架时为什么永远不开口。因为她是那么地岂有此理，你实实在在不知道她在骂什么，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为什么要挨骂，应该说什么。我咬紧牙，一声不吭。满心的屈辱和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实在是受够了！

我叫着：“忙忙快帮帮我！”

这时我妈已将我撕扯到另一间屋子，把我压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来。她的两只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里射出一种饿狼扑到猎物身上时要把对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疯狂。手则象狼爪，向我的脸遮挡不住的部位扑抓过来。

女儿放声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过去，边打，边哭，边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

老太太怒火中烧，回过头来用拳头向女儿头上敲去。

我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搂在怀里：“你怎么可以打孩子呀？！”“妈妈，你怎么一辈子就不能平等地对待我们呀？”

我哭了，因为两个手护着孩子，没法保护自己，任凭妈妈在我的脸上乱抓，在头上乱打。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悲哀，不是为自己，是为妈妈。为她生活成这个样子；为她的恨，对女儿的恨，对外孙女的恨，对周围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种彻底的、绝望的悲伤：人活成这样，是太惨了！

人毕竟老了，突发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渐衰退，我终于抓住了她的两只手：“忙忙快拿好东西，快跑！”我在妈妈的拖扯下，艰难地向大门移去。看清女儿已跑出大门，我突然地松开了双手，向门外跳去。

我拉着女儿从楼梯向下跑，妈妈追出来，破口大骂：“李南央，你这条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让隔辈人骂成畜生，看来是真把她刺坏了。只听楼道里乒乒乓乓地门响，左邻右舍探出头来张望，惊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女儿那叫狼狈，俩个人都哭成泪人似的。到了一楼，听见老太太上了凉台，从那儿传来了狂叫：“李南央！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畜生！”

女儿在门洞里一把拉住我：“妈妈，咱们靠边出去，她会扔东西下来把我们砸死的。”我真没想到不到十四岁的女儿在这种危急之下，还保持着这么一份清醒的头脑，没想到女儿能把外婆想成会杀人的坏蛋。

我们离开了那个宿舍大院，很远了，还能听到妈妈歇斯底里的叫声。远了，远了，听不见了……来到大街口，女儿看着我的脸，哭着说：“妈妈，你的脸上都是血，我给你擦擦吧。”我这才觉得疼，脸疼、嘴疼得张不开，头上肿得不能碰。女儿搂着我：“妈妈，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呀？妈妈，外公怎么娶了这么个老婆啊？”

坐在回家的面的里，女儿问我：“妈妈，外婆凭什么让外公照管大舅？孩子大了应该自己管自己，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大舅生活有困难，咱们帮他吧。”我心里的苦味儿散了，有这么个好女儿，有她的懂事，我不后悔来了这一趟。

第二天早上洗脸，毛巾不敢碰脸。去办公事，打开图纸，图纸上作的记号是什么意思、自己要说什么，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被打坏了。心里明白，这辈子是不会再去看妈妈了。这母女情算是再也无法维系了。

我后来问过哥哥，我妈打了我一顿后第二天有没有后悔的意思。我哥说，第二天只听我妈抱怨手疼，说作了好几天的腊疗刚好一些，这下又搞糟了。我妈有严重的关节炎，那年写信说要一种可以撑住胳臂的手杖，我赶紧照办。美国医药用品商店的态度是绝对的好，告诉我，那种手杖对老人不好，建议我买一种轻铝合金带四个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邮寄手杖的同时，还特意买了一种广告上介绍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说不粘锅也在用。这就是典型的我妈，“美国狗”要骂，“美国狗”的东西还是得要。我妈对自己的钟爱是绝对的。大概最爱自己的人，在共产党内才最自我标榜为是最革命的。这到是为什么她会喜欢江青的可理解之处。

其实说我妈没爱过人，是冤枉她的。在妈妈那次骂我跟别人乱搞时，我就隐隐地有个想法，莫非妈妈自己有过什么事？否则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想出那种事来？不过我从来没有真的认为妈妈会有什么作风问题。因为离婚后，妈妈从来再没有想过结婚，家里也没有来过什么独身的男人。

事情真是巧得象小说，妈妈和邓力群的旧事我第一次听说竟然出自一个大街上买菜的老太太嘴里。我在陕西时有一个好朋友，一年回京探亲，在大街上排队买菜，那时但分有什么好菜，就要排长队。排队等的无聊，人们就认识不认识地在一起扯闲天儿。我这个朋友很健谈，跟人也是自来熟。她看到前边的老太太很象老干部，就问：“您是老干部吧？”听到人家说是，我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问：“那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妈妈。”没想到那人说：“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邓力群的风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来不管受了革命队伍多少年的教育，爱在背后议论人，是中国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也未见得清高多少，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这朋友道来，直到俩人排到了菜摊儿那儿为止。回到沟儿里，我这朋友大呼二叫地对我说：“嘿！你妈当年可够风流的！你知道她和邓力群有一腿子吗？”我觉得很羞愧，也很不齿于这么个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年青人扯这种事，一定是神经不正常，太不可信！没有细问。我的朋友大概也觉出我的尴尬，就没再多说。这件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篮烂橘子去看我妈的朋友的母亲——郭静阿姨向我证实的。

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

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

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俩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历史研究”杂志。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挚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妈揭发之害，当然不要。邓力群似乎也没有办法。

83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邓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地难以自已。89年“马列学院”50周年纪念集会，二人见面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周围很有人看不下去。

我真是觉得共产党多管闲事，剥夺了俩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而不遗憾我妈和邓力群没成。”

当年，为了他们的问题，一个月内组织开了五次批判会。田家英在会上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我妈曾说主席的秘书中只有乔木是正人君子，这恐怕和当年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三人对她的态度和评价有直接的关系。她对田家英最恨。庐山出事后，田家英给爸爸打电话，我妈妈立即告诉了组织，家里的电话因此被撤去。

我妈受批判后，名声很坏，没有人理她。是她主动表示愿意和我爸复婚的。复婚时，曾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这份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我妈妈那时因我爸的问题受牵连，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论”，受到组织审查。邓力群是代表党组织审查我妈妈，帮助我妈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儿女。却将被审查人招至自己的窑洞，谈话至深夜，及至同居，实在是太虚伪、太恶劣了。

杨尚昆的结论里对邓力群有这样的评语：

“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结果已是公然与党对抗。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的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领导人家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为自己不错。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象这样下去，一定会向党闹独立性。还讲一讲能力的问题，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谈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

这些话，时隔半个世纪，听起来还是令人拍案叫绝，说的就是活脱脱现在的邓力群。不过这个人发展的已经不止是教条的问题了，他其实就没有信过什么共产党的教条，他当初对我妈的作法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人是一贯以革命的名义，行一己的私利；口头上冠冕堂皇，肚子里男盗女娼。就连我妈最好的朋友都说，你妈要是跟邓力群结了婚，两个人对党的损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79年解放后，我妈其实是高兴的。她曾悄悄地对我小舅说：“听说李锐要放出来了。”小舅说他感到我妈的兴奋和萌生出的复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跟妈妈复婚的事，问我的意见，我说：“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坚决不能复婚。妈妈是永不会改变的，那种恶梦似的生活不能再过了。”

这话后来证明确确实实是不错的。看到我爸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不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她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来誓不罢休。她的突破口选了大闹生活费。

当年离婚判决时，我爸爸为了安心，每月给我们每个孩子每人20元的生活费。（当时的社会标准，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是15元。我妈的工资是197元，我爸只发120元的生活费，给孩子的钱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我妈受到机关很大的压力，就让我们孩子写信，告诉水电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费了。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发给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后，一贫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按政策不补工资。水电部为了帮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当时停发给孩子的生活费的数额补给我爸一笔7千元左右的安家费。我妈就以此为借口，大闹不休，到处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费。

后来水电部又按同样数额补给她一笔钱，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钱，而是要让人知道李锐其人的“品性恶劣”。足见把我爸发配北大荒、大别山，及至秦城8年都没能解她心头之恨，一定要让他分文不获，不能过一天好日子方才为快。这种狠，这种毒，让人胆战心惊。可见人们说我妈要是江青，会比江青还江青是没有冤枉她。

我妈的闹是有效果的。那时的水电部长，经年的不倒翁，就因为我爸在三峡和水利方针上一贯与她意见相左，我妈的告状，自然是个打击我爸的有力武器。她还写信给邓颍超、宋任穷、于若木。邓力群也正对我爸仇恨之极，向陈云告我爸爸的状。这次我妈和邓力群不知是不谋而合还是事前达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据说陈云在我妈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反对，看来李锐不适于再呆在组织部。”

不过他们大概没有想到，我爸这人并不是一个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够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无兴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经提出年龄过线，要求退下来。老头子下来后，勤奋著书，成为在国内和世界上极具权威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对三峡的论著也成为权威性的参考资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等著作，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社会影响极广，在年轻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我爸自67年文革中那次来京后，和我妈就再未谋面。只是八几年有一次，养蜂夹道办服装展销，我爸和玉珍妈妈去了，我妈妈也去了。我爸爸遥遥地看到了我妈，认出了她，回来感叹她是足够地老了。我问：“我妈看见你了吗？”“她肯定是认出我了。”

我不能想象经过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对之时，两位老人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可以肯定的是，我妈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复杂多了。历尽文革十年浩劫，几乎所有受过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妈比过去活的更坏。怨谁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绝不会怨自己自作孽。

94年圣诞节我挨的那顿揍，我爸说是替他受过。如果那一顿打能化解一些我妈心里的痛苦，能时时回味觉得利用了那次机会，把恨的信息传递了给李锐，而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那顿打我受得过。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有些快乐，既或这个快乐是建立在我肉体的痛苦上，也无甚妨碍。

都说我妈很有才干。我读过我妈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是收集在58年全国优秀文学作品选集中的“一个搪瓷茶缸”。我90年去苏联，见到50年代水电部的老苏联专家，他的夫人不断说，“你妈妈真漂亮，非常漂亮。”芦沟桥办了一个抗战胜利50周年展览，有人看到有我妈妈的照片，我妈妈特意要了车，去了一次。看着自己年轻时出尽风头的刷利身影，不知她心头会掠过如何的感触。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切积怨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

我想我妈现在活着的唯一念想儿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认识到其实是自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许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所不幸的是，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姥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6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小名叫“罩”，意在罩住，不要跑了。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

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年轻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受到王明的赏识、周恩来的喜爱。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老革命”的资本反而更助长了她的骄横。

59年代从航空学院毕业后，30几岁的青年当上新生共和国可数的大型保密厂的总工程师，个人事业如日中天。但是随着丈夫的倒台，和自己的不慎言行，倒了霉。从此一蹶不振，一辈子再也没有爬起来。

范元甄毕竟是范元甄，不是李锐，在逆境中写不出《龙胆紫》（我爸秦城八年用棉签蘸紫药水在《资本论》空边处写下了百余首言情、寄志的诗词，后以《龙胆紫》成书一版再版）。她貌似蛮横，实际懦弱，她没有勇气和命运抗争。我想跟她谈，告诉她振作起来，什么时候都不晚。她可以写回忆录，写自己一生的遭遇。那次见她才开口，她就把我顶了回去：“我不跟你谈。我有话跟党谈、跟组织上谈。”要知那已是89年，老天爷，哪还有党、有组织会理你一个没人待见的老太婆？

脑子被洗成这个样子！妈妈的悲剧，公允地说也是吃了共产党的不少亏。党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党干涉了她的思想自由，是她一生悲剧不容否定的作俑者之一。

作为女儿，我恨我妈伤害了很多人，甚至毁了她自己亲人的一生，但有时也深切地同情她，记得她对我的一切好处。我少儿时期，妈妈曾付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习钢琴。在我进厂的第一天她告诉我：“即使作一个工人，也要有大学的知识才能当个好工人。”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这话我一直记着，终于学了出来。尽管我们没有拿那块怀表，但是我记得妈妈曾要送外孙女一块毛主席头像的怀表作纪念。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

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回首平生，公允地认识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论好坏。

 

哈佛法学院的法律科学博士（S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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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法律教育的讨论，已经从职业教育（JD学位、LLM学位）拓展到学术教育（SJD学位或者JSD学位，一般译为法学博士，或译法律科学博士）。SJD学位以研究为主，相较JD学位教育而言学生人数相当少，且纯粹为一“烧钱”项目（基本上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足够支付生活所需的奖学金），故一般只有顶尖法学院才会设置。以哈佛法学院为例，每年SJD只录取不到10人，学生平均花费5年以上完成学位，学生人数50-70人不等，法学院仅学费一项就需负担逾三百万美元，若非财力雄厚的法学院决无可能设立这一学位。（耶鲁、杜克等要求学生必须三年毕业，想来是财力所限。）

在《“法律科学博士？这是什么东东？”——一个被忽视的神秘学位的简史》中，Jonathan J. Darrow不无自嘲地把SJD学位称为“被忽视的神秘学位”，尽管他自己就是哈佛法学院的SJD校友。（译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0adce101015kf1.html，原文见http://www.gulawweekly.org/features/2011/3/29/sjd-whats-that-a-brief-history-of-an-overlooked-mysterious-d.html）美国律师协会认证的199所法学院中只有约42所授予这个学位，每年全部毕业生尚不及一所法学院的JD毕业生人数，自然让这个学位看起来少见。加之没有全国标准令各个法学院教学质量不一，更让外人难以做出统一评价。哈佛SJD学位的教育既没有必修课程，对论文也没有成文标准，教育质量完全仰赖教授与学生之间就具体研究领域进行的指导和为学者对学术的热爱和尊重。也因人数少，让这样没有统一规范的贵族式教育成为可能。当然，这样的教育并非完全没有外在认可。例如，2011年哈佛的SJD在校学生Andrew Tuch以一篇分析美国公司法和证券管制的论文荣膺“影响美国公司法年度十大人物，” 与著名教授、特拉华大法官并列。 Jonathan J. Darrow本人对药品广告管制的论文初稿在SJD同侪和本院教授中传阅，立时就得到认可。

哈佛的SJD校友尽管数量不多，却遍及全球。发展中国家受惠于这一学位教育者颇为可观，因不少校友毕业后回亚洲、拉美及非洲执教。以新加坡为例，不仅有任教新加坡大学的教授，且有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者。为国人熟悉的马英九先生，则是哈佛SJD校友中少见的几位投身政坛获得巨大成功者。

在美国任教的哈佛SJD校友，哈佛法学院就有不少，比如学界熟悉的批判法学开创者之一昂格尔教授（Roberto Unger）、当代法律经济学学者Bebchuck教授、国际法学者Jody Freeman等。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於兴中教授、在中国法研究重镇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臧东升教授、法律与发展研究的学术中心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的John Ohnesorge教授也是哈佛SJD毕业。近年来哈佛SJD校友选择美国高校的，除了获得哈佛法学院教职的（法律经济学和公司法学者Holger Spamann），还有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弗吉尼亚法学院等精英法学院得到教职者。

（*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Robert Post教授2012年在接受“全球法律教育论坛”采访时提到耶鲁在法学院设立Ph.D学位的构想，究竟Ph.D和JSD并存的耶鲁法律教育将如何区分两者、如何录取学生，尚待观察。）

［转载］关成华：探究创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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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探究创新的旅程作者：关成华

探究创新的旅程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礼记·大学》 

      开通个人博客，并不是计划内的安排，而是接受诸多好友建议的结果。但选择今天开通，我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今天——2012年8月26日，是我赴美求学两周年的纪念日。我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回顾两年前做出重大抉择的心路历程，总结两年间身在异乡的工作生活状况，展望未来的写作和研究计划。这是一段围绕创新问题展开的不同寻常的人生旅程。

   一、七年圆梦

    窗外明亮如昼，飞机挣脱了喧嚣和颠簸之后，终于进入了平稳飞行状态。置身万米高空，我凝视着脚下如堆如砌的云朵，万千思绪一下子涌上心头……

    离开北京大学刚刚一年多，我就萌生了重返大学校园的念头。我在1999年 底被调往北京团市委任副书记一职，由此开启了在常人看来前景光明的从政生涯。相较职级待遇的变化和对官场升迁的期待，当时的我，更珍惜和在意的是终于有了 实践和锻炼的机会： 憧憬着自己通过完成从校园文化到社会文化的适应和超越，来检验和印证在论文中和课堂上形成的认识和想法。我怀着激动愉悦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投入这一岗位 带来的全新挑战之中。奔走于无休止的忙碌和应酬，习惯了不间断的掌声和笑脸，经历着很普遍的煎熬和挣扎，看似春风得意、顺风顺水的我却时常陷入迷茫和困惑 之中，内心滋生了不可抑制的再次突破自我的念头。要找回简单自然且充实明亮的快乐，要在年富力强时从事真正热爱的事业。这个愿望并没有因为2001年底升任团市委书记而消失或减弱。

    我在2003年夏天最终决定重返教学和研究岗位。当时虽很少对人提及此事，却已悄悄开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告别是必然的，要选择的无非是时机和退出方式；回归是明确的，要调整的无非是机构和科研方向。2005年夏天，顺利通过北大法学院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我正式向市委主管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并且争取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那时的计划是：先到海外访学一年，延续攻读博士期间开始的电子政务立法问题研究，待归国后再决定发展方向和去留问题。

     然而，事情突然在2006年 春天发生了变化。我在事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派往昌平区工作。面对领导和组织的信任，昌平区干部和群众的期待，我在半年后的正式谈话中向市委主要领导做 出承诺：先搁置访学和重返高校的想法，全力做好昌平区的各项工作。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完全发自内心且自觉自愿的。我一直坚守的信条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实 施到极致，不允许有任何遗憾；把承担的职责履行至优秀，不遗留一丝后患。何况北京共青团和昌平区是我挚爱无比且值得倾力付出的工作岗位！此后在昌平工作的 近四年时间里，我未再提及访学之事。当然，我也从来未放弃当初的想法。

     我终于在2010年6月圆了重返大学校园的梦想。昌平四年，经历了区长、书记两个岗位，完成了承办奥运项目、服务国庆60周年大典两项历史性任务。我于2009年11月份正式向上级组织和领导提出了申请：希望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后重新加入高校教师队伍。2010年上半年，我先是辞去昌平区委书记职务，再去市委党校参加区县局级领导研修班学习，最终前往北师大出任教职…… 此过程看似一帆风顺，其实颇多周折。但总体上说，我是幸运的。能在争取最大的理解和引起最小关注状态下完成身份变换和职业转型，殊实不易！        

    飞机平稳着陆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几天前，台风过境新英格兰地区，虽未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但一出候机楼还是感受到了夏日暴雨的肆虐。新的生活就在这风雨如晦的异邦之夜开始了……


波士顿夜景 (From http://constructivistpsych.org/2011/program.html) 

二、 访学哈佛

     通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忙碌，我基本上安顿了下来。朋友也如约而至，帮我运来了六纸箱近三百本中文图书。我在哈佛大学中国基金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到后的第一份感言。 应邀参加晚宴的为哈佛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负责人，许多还是名声显赫的“中国通”，我与其中多位学者后来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日后的交往中，他们也屡次提到那个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感言。 

     “……我 的领导当时问我‘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写了那么多的书和文章，可有谁真的听他们的意见呢？你又何苦非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此次转型做学 者，并不是特别在意自己的意见被别人采纳或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我只想在追求知识中得到快乐和满足。’现在，每天看到‘以真理为友’的校训时，我认为到 哈佛，我是来对了地方……”

      哈佛大学，被很多学人誉为“心灵的故乡”，现在也终于成为我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新起点！

哈佛威德纳图书馆外景 (By Brian Thompson, from:  http://www.biddingforgood.com/auction/item/BuyNow.action?id=119573740)

    此后我还逐渐认识到，岂止哈佛，整个大波士顿地区、麻萨诸塞州乃至美国东部地区，的确是观察和思考美国创新问题的风水宝地！国内学术界所谓美国“东部谈政治，西部搞创新”之论，实在是失之偏颇和肤浅！

     我为自己头两年的哈佛生活定下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我阅读了近十年来“有钱买而没有时间读”的中文图书百余本，选修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相关课程十二门，参加了大小学术活动近百场次，搜集整理了写作所需的书籍和文献资料，初步形成了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我考察了美国十余州的城市和乡村，进行了五十余次的交流和访谈。我还有幸借得朋友的一套闲置住房，得以深入美国社区了解到居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大女儿来美后的求医和就学经历，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美国医疗体系和教育制度的认识和思考。总之，两年的收获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 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 更是个恩赐。有朋友特意来美探望，想了解和考察我的访学生活和精神状态。经过几日的体验和畅谈，临行前对我讲：“当时对你的选择，我们都捏了把汗，甚至有 悲壮之感；现在，亲身感受你的学习和生活，不禁为你的选择喝彩，又生豪迈之情！”我内心里十分感谢朋友的理解和关爱，但我还是对他讲：“其实别时本无悲 壮，聚时亦无豪迈。我只是在年逾不惑后选择了正常和平凡。”这句话，自认为是我两年访学生活的真实写照！

2010年10月在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做课题开题报告


三、 志在创新      我把来美后从事的课题定为：创新理论 及其应用研究。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以美国为例来探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我的计划是从现在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形成一本有一定份量的学术专著，暂 定名为《论美国的创新》。从今天开始，我会把写作中的感想随时发表在博客上，将体会和心得同大家分享，希望听到批评和建议。“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这样的研究方向、思路和计划是我于2009年 初在昌平工作期间最终形成的。我到昌平工作一年后，逐渐确立了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区域创新体系的工作思路。围绕这一思路，我动员和组织力量开展了大量的调查 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的同时，我也痛感这一领域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匮乏，有许多空白地带。继续深入下去，与国际学术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 内学术界对创新问题的研究成果雷同且欠深度，很难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远目标。我个人的特点是，事情可以弄透之后不做，但不能未弄清楚瞎做。随着对创新 问题的深究，我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通过重新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我决定把转型学者后的研究方向定位在“创新”上，欲竭尽心智来探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我 研究生毕业留北大任教后，有五年时间从事高等教育及其校园文化的研究工作，发表过论文和专著，也发起组织过学术研讨会。我在北大百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 动八十周年期间曾经发表文章，呼唤当代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做有创新意识的建设者，这形成了我志于打造“开拓创新，超越激情”的理性建设者的工作主轴。到 北京团市委工作后，我又提出“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工作理念，主张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和服务型青年组织，并以此实现青年工作的现代化。

     从 北京大学到团市委再到昌平，对“创新”的尝试和探索构成了我的工作主线。把对其他理论及实践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整合在“创新”大框架之下，就成了我在昌平工 作后期孜孜以求的目标。有了这样的思路和方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离开党政管理岗位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方向正确，起步晚、速度慢都构不成障 碍，日积月累终有滴水石穿之时；方向错误，速度快、起点高麻烦亦大，平步青云中暗藏倾覆之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北京团市委六年青年工作及昌平四年 的地方工作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不仅让我尽已所能把智慧和汗水倾注在挚爱的热土上，也为我从事科研工作重新校正了方向，更让我以彻底无畏的态度去追逐自己的 梦想！我永远感激北京团市委和优秀的北京青年群体！永远感激昌平和昌平人民！

     在 昌平，我还养成了爬山、散步同时进行思考的习惯，并常常在路边小店和农家院里享用简单而美味的食物。每当我行走在查尔斯河边或者随意步入哈佛广场的风味餐 厅点份方便食品的时候，体会到了非常近似的快乐！这是美食美景带来的愉悦，也是追逐“创新”收获的满足！未来岁月里我将随时通过博客与朋友们一起回味和分 享这一切。

晴空丽日下的查尔斯河(Copyright Tom Christiansen, 2001, from http://www.neurochrome.com/iblog/Boston/Boston_pics.htm)
   行文至此，北京时间已是凌晨了。好，就让我们在这黑夜结束的时刻，重新上路吧！

 

本博客英文版发表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网站。

 

世说新语之《在找死和等死中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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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死与等死中寻找出路？

作者：闵良臣

大家闭着眼睛过下电影，我们的现实中不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一样吗？政府官 员是如何享受如何贪婪，城管对小商小贩的粗暴态度，交警在公路上拦截货车随意罚款的恶劣行为，公安及狱警对待一些犯人或所谓“犯人”的恶劣行径，如此等 等，不是早就教会了人民有一天要做什么，应该如何做吗？

2012年12月21日一过，世界末日说也就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玩笑。

也就在2012年岁末，因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全国不少人都在捧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据说几乎每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案头都放着这本书。其实，推荐者也好，受推荐而读这本书的政治局委员也罢，说到底，都不过是在想着中国的出路。

现在中国大陆有一种普遍认识，这就是中国政改已成僵局，而成为僵局后又有两种认识：

一种是，如果政府改革，就等于找死。不管政府是否意识到，从托克维尔这本书中是很容易读出这种意思的。这还不算，中国的一些政治精英又将这种“找 死”作了一定程度的夸大，使得政府更加害怕乃至恐惧。当然，这种害怕乃至恐惧也并非没有根据，而根据就是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和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比今天 中国政府做的差，然而，人民一旦起来，谁也阻挡不住。

另一个认识，据说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他们认为政府不改革就是等死。这种认识同样也有根据，并且从托克维尔这本书中也很容易读到。

这样，中国政府的出路显然也就只能在找死与等死中寻找了。就我本人所看到这方面的文字，一些人认为，无论如何，政府还是要改革。改革，至少还有希望；不改 革，才是死路一条。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了托克维尔那句被一些人称作“定律”的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就 不改革了。

关键要看政府如何“下手”，从哪儿切入。既坚决消除腐败现象，缩小贫富差距，创造社会平等，又真正改革政治制度，彻底铲除腐败土壤，让人民逐步减轻这些年因腐败因不民主使他们增加的“痛感”。如果不是这样，后果也就很难预料。

那么，从找死与等死中能否寻找到出路呢？不知别人怎么看，坦白说，本人不抱太大希望。这也并非闵某人怀揣恶意，即使你每天只读允许公开的媒体报道，也不难像我一样灰心，乃至垂头丧气。

你说现在的政府官员，还有哪儿的不腐败。李春城这一级的不用说——没有人相信他这一级的官员不腐败——像薄熙来已 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如何？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的官员制度已经让他们充分享受了官员以外的人不可能享受到的，一些官员们仍不知足，简直就是贪得无厌，而 即使公开报道出来的这种官员也是数不胜数。最新报道一些政府官员忙着处理自家多余的房产，为什么？如果那房产是合法获得，用得着这么做、用得着这么急吗？

可以这么说，无数的中国人从进政府那一天起，就不是想着要做事（更不提什么为人民服务了），而是盼望有政府公务员的享受。同理，无数的中国人想做官，也不 是为了要做事，而是为了发财致富；再同理，无数的小官希望能做到（大多数其实是买到或变相买到）大官，更不是为了要干一番事业，而是为了捞大钱，甚至就是 为了自己再卖官。这种例子真是多极。刚双规的李春城及其他几个腐败分子，不过是先买官后卖官的几个最新的典型例子。

这些，似乎是中国官家传统。“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这种做官的名言估计流传不止一千年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倒是现代官员名言，让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有人可能没太在意，2012年这方面最大的新闻，就是我们居然可以公开看到报道，大陆有人想出600万买个省部级官员干干！这种事按说该是何等隐秘啊，现 在似乎也已经是半公开了，不然，媒体如何能得到这样的猛料？连省部级官员都可以买卖，还谈什么信仰、什么理想，又追求什么真理，还如何所谓领导人民干事 业！

这样一种社会，如何好得了！

多少年前，就看过一幅漫画：一个大苹果，满身都是虫眼，而且里面有虫子蠕动。谁都知道，寓意即是这个国家已经像这个苹果一样：烂透了。

还是多少年前，中国大陆群众对官员就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挨个杀有冤枉的，隔个杀有漏网的。”谁都明白，这表明中国的腐败现象严重到何等地步！后来很多人觉得连这样说也不符合实际，而是挨个杀也没有冤枉的了。所有的官员都腐败，这腐败还有救吗？

还是多少年前，就听说，不想腐败，就不要进官场，不然，进了官场，也会被那些想搞腐败的官员挤出去。没想到这种现象，到现在依然存在，前两天又看到有关河 南许昌的这种报道，似乎就是要继续证明着。一个涉案者是这样对检察人员说的：“进了这个贪腐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

而中国现在的腐败其实是“更上一层楼”。许多官员都是边腐败边提升，腐败之后一般都还能再升一到两级才有可能败露，然后被查处，至于没有败露且一直升上去的，也不知有多少。空口无凭，有据为证：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涉案303名中共干部。民间盛传罗荫国名下有67套房产，家中16个亿财产来历不明，有情妇100多位。但是，罗荫国2011年案发被查时很不服气，他的一番真情告白近日在民间疯传，他实话实说：“官场的人都是贪官”、“真正的大贪官，你们有本事抓吗？”

这还不算。现在一些地区，实权部门的贪腐官员还相互结盟形成了组团腐败。因涉非法处理污染物、倒卖医疗垃圾，三个月内江苏南通环保、 卫生系统就有10名以上官员被调查。河南许昌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批捕、起诉，加上数人潜逃，东城征地办全军覆没。至于交警在公路上乱设卡乱收 费，简直就是众人皆知的事。以至于公路因受不了超载车辆的碾压，受损严重。最新报道，中国公路一年罚款近3000亿元，公权力靠国家获取暴利。

当然，你会说这么大一个国家，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我想也不是。只是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看不出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别以为某个大会召开后很快就抓了不少腐败分子，就说明我们有希望了。

那些都是形势需要，用温家宝总 理的话说，他的有些说法和做法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保命。执政党为了巩固政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多抓几个腐败分子算得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没 有实事求是之心。还没多抓几个腐败分子之后，见网民们在互联网上认为现在贪腐官员越来越多，监察部一于姓副部长就赶紧出来就最近多名官员落马回应，说什么 “有些案件并不是近期产生的，可能是好几年前或十几年前产生的，到现在才暴露”。这样说，真不知有谁相信。

其实，真要下决心彻底肃贪反腐，不用吸收任何国外先进经验，我们的香港就有现成的模式：一个廉政公署，就可以扫除香港的政府官员腐败。可我们就是不愿意学。也不知是认为那是在英国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还是觉得学香港的做法，中国高法高检乃至法制办、政法委的脸都没地方搁。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十八大还 在召开中，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说什么“社会主义法治强调的是党的事业至上”，也就是说，只要党的事业需要，我们这种“法治”就要服从党的事业。某个高官 腐败了，党说什么时候双规就什么时候双规，党认为对这个人应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在有些人眼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中国法律永远不能与党的事业平 等。党可以领导法律或说法律要服从党的领导。我不知道，这怎么能叫“依法治国”。

同一篇文章，人民日报还说：“社会主义法治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这我信——而且我想谁都信。资本主义法治是法治至上，没有任何人任何党派的任何事业 居然可以大过法治，我们怎么比得了？又有什么“根本”相同之处？真想不出在键盘上敲这种文章的人大脑是不是进水了，脸皮也不知有多厚，要么，就是良知让狗 吃了——如此不讲道理不讲逻辑的话也敢说。

这种人不知道，法国大革命最后终于爆发，其实就与当时国王及一些官员在人民面前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甚至公开蔑视人民有关。200多年前的法兰西，“看到人 民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以致当人们开始关心人民的命运时，就当着他们的面大谈特谈，仿佛他们不在场”；有时还“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 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甚至“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各种罪恶”（均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9页）。当人民明白政府以及官员到底是如 何看待以及如何对待他们，随着人民越来越多的了解政府及其官员的恶行，而政府及其官员的恶行又是那样如此之多之劣后，人民就会发怒，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 了。

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与200多年前的法国所不同的是，今天我们的政府及其官员在这一点上学乖了，十分忌讳在大众面前说出他们的恶行。有些因不慎刚披露出来，就后悔了，赶紧撤稿或是删帖。

可不管怎样，托克维尔清楚地告诉后人：人民在革命中所有的思想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政府教的乃至政府培养的。因为“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 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第226页）当时“在法国，没有哪种闻所未闻的鲁莽行为不会被尝试， 没有哪种暴力不会被容忍。”（第242页）可这一切，却是因为“假如我们考虑到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难想象人民即将成为什么样子。……由于几个 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 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第243页）

大家闭着眼睛过下电影，我们的现实中不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一样吗？政府官员是如何享受如何贪婪，城管对小商小贩的粗暴态度，交警在公路上拦截货车随意罚款 的恶劣行为，公安及狱警对待一些犯人或所谓“犯人”的恶劣行径，如此等等，不是早就教会了人民有一天要做什么，应该如何做吗？

可惜啊，我们政府及其官员到现在似乎还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无所谓。那么等待他们的又能是什么呢？让中国的历史来回答吧。

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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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 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 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 以及一切革命。
《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告别革命”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标志性思想事件。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并非没有，但相比之下近乎微弱。1999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李朝晖的一篇文章《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文中写道：“反对那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呼吁革命不可轻言诚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诉求。”
近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然而对革命这个话题的热情一如往昔。先是去岁辛亥百年重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话题，而自去年岁末至今年初，从学界到坊间关于革命的话题热度再起，而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呈洛阳纸贵之势。
在改革还是革命这道选择题的背后，是如下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中国能否避免革命？
日前，博源基金会举办了“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与会人士围绕上述议题深入探讨，畅所欲言，本刊择其要者而刊之，以飨读者。
——编者
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
2012年，革命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革命已成为中国各个阶层的一个普遍关切。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意味着什么？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而是发生在社会较好的时期，或改革已经深入进行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期，社会内在的矛盾 才被激发出来，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意识，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如果改革不能进一步满足人们的要求，革命就会成为现实的选项。
但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是在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较好的时期还是最坏的时期？或者说处在一个特殊的无法进行历史比较的时期？如何判断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
一
从20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不得不再次面对革命，这个话语转向表达出知识界一个怎样的思考线索，或者说社会的变化是如何被把握在思想之中的?马克 思说过这样的话，思想是被把握着的时代。中国近20年的思想变迁，涉及多种主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20年前，李泽厚、刘再 复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阶层的一个普遍共识，彻底告别以革命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变革，代之以改革的、改良的、渐进的方式来 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说这个共识在现阶段还没有过时。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反革命者，因为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 不仅对于中国当下社会，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难以估量的。
上世纪90年代，对革命的反思、对革命史观的批判、对革命谱系的清算，文章可谓做到家了，锋芒所指，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所有革命类 型。与革命相关的一些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时遭致批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恰好在那个时候被引进到中国，成了一面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现成 镜子。中国知识人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更多地是看到中国革命与专制轮回的历史和现实，由此得到的深刻体会是改革比革命更重要，自 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更重要，伯克比卢梭更重要。
我认为，正是知识界的上述理论反思和传播从思想上配合了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权力、资本和话语这三大力量共同 意识到和平渐进的改革对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倡导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发展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搁置了一切理论争议，用实用主义路线完全排除了激进主义 的生存空间，革命话语基本终结，全民共同迎来消费主义浪潮，尽享物欲解放的快感。在社会的普遍改进状态下，哪里还会有对革命的焦虑。
事实上，直到2011年，学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主基调依旧是对革命史观的批判，不仅涉及对孙中山革命派的反思和检讨，而且对晚清宪政改革多有同情的理解。李泽厚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如果慈禧多活十年，晚清宪政改革就有可能成功。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即进入2012年，学界的整个调子就开始发生变化，就晚清宪政改革而言，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和革命赛跑。人们问的最多的是晚清 宪政改革失败，被辛亥革命取而代之，原因何在？现在来看，原因当然很清楚，因为晚清统治集团已经丧失了宪政改革的动力和能力，在它不能继续主导宪政改革的 时候，它就只有成为革命的对象。辛亥革命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事后也没有导致一个更好的结果，没有产生一个合理的制度，但是作为晚清宪政改革失败的必然替 代物，辛亥革命因其某种必然性，而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不二选择。以这样的历史尺度来观察现实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至少意味着革命话语还没有彻底 丧失其现实性，革命话语到2012年重新出场，证明了这一点。
金观涛、刘青峰写的《观念史研究》一书，从关键词研究入手，由此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思想变化的关系，值得借鉴。按他们的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 “革命”一词是419次，到了1903年达到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刘青峰的解释是，这 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和改革的两极化态度，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改革日趋失效时，革命热情就日趋高涨。2012年革命在中国成为全面话 语，是不是也反映出改革遇到了困境？改革因其无法深入而唤起人们对革命的关切。
朱学勤对卢梭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实际上是对法国大革命思想背景的一个清算。秦晖、金雁两位对俄国革 命也有持续的反思，尤其是金雁最近出版的《倒转红轮》影响巨大，对苏维埃革命所基于的俄国思想传统有极其深刻的分析。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些对法国革命和俄 国革命的认识和反思，可以对中国的下一步变化提供何种启示呢？中国与法国、俄国同处一个革命谱系，法国和俄国的问题或许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可以法国或俄 国的方式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我的困惑在于，当促成革命的各种要素在中国社会内部仍然广泛存在时，对革命的反思是为了阻止革命的再次发生，还是说在适宜 革命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下，革命一定会发生？
朱学勤在给我的信中有句话说的很到位，“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这可能是我们的共同心声。但这只是知识人的 主观选择，从告别革命到不得不面对革命，这是否说明，告别的良好愿望和主观选择，并不是决定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启示，对现实并不能发 生根本性的影响，改革还是革命，一定有其各自发生的内在逻辑。我的观察是，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或者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 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
二
革命的逻辑蕴含于社会不可解决的矛盾中，能否告别革命，只能基于我们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判断，这些社会矛盾是否已到了现行制度无法解决的程度？实行宪政 导向的改革，是否能够解决这些矛盾？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社会矛盾和冲突又是来源于社会中的少数人垄断生产 资料，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垄断了各种资源。大多数人在丧失资源支配的情况下，为反对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反抗，以实现一种比较 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唯有通过革命这种方式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从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马克思不断地预言革命，在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之际，都宣布更大规模的革命就要到来，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但是， 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在革命中自取毁灭，反而一直存在下来，至今依旧看不到其灭亡的任何征兆，原因何在？是因为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 在其演进过程中，始终是通过改革其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来达到消解革命的作用。股份制是对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私有制的改造，民主制是对少数人垄断政治资源 专制的改造。同时，实行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保障一切人权，用宪政的原则实现多数人的权利和保护少数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化解了根本性的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自由、民主和法治彻底告别了革命。
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根源和早期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在于少数人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垄断经济资源和垄断政治资源必然合为 一体，形成权贵资本体。中国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腐败加剧，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均是来源于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和政治资 源的制度安排，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受节制的资本共同操控的结果。

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自然会发生对革 命的联想。资本主义最后能够避免革命，是因为它找到了一条从根本上消除革命温床的正确之路，那就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来实现尽可能公平正义的 资源分配，不仅人有其利，而且人有其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
三
对中国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社会各界有广泛的共识，包括执政党也有清醒的估计。执政党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把问题的严重性上升到了亡党亡国的程度。但 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分歧的焦点在于，按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些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实质是走什么样的路，按哪个方 向进行改革。
执政党目前的口号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不是现在正在走的路？走这条 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制度性问题？现在恐怕谁也无法下结论。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肯定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脚下走出来的。 当我们在理论上还在闪烁其辞时，在时代潮流中还在摸着石头时，在需要做出决断时还在左右摇摆时，那就意味着中国的未来之路依然扑朔迷离，改革或革命依然是 中国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持续不绝的话题。
马云有一句话，“改变成功者是最困难的，因为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大堆理由。”我套用他的话说，改变胜利者是最困难的，不仅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而且的确还有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胜利者的地位是难以改变的，但是有永远不败的胜利者吗？
荣剑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秦晖：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 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 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 “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 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 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 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 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 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 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 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 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 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 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 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 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 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 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 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 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 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 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 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 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 “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 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 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 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 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 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 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 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 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 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 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 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 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 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 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 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 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 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 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 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 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 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 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 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 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 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 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 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 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 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 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 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 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 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 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 “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 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 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 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 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 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
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 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 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 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 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 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 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 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
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 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 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 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 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 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 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 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 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 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 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 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秦晖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学勤：告别或拥抱革命都是危险的
革命不可能像一些人的主观愿望那样，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
告别革命，首先要告别的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为什么呢？
我觉得告别革命非常容易混淆，实际上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重大事情。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启蒙，也有过一场对 革命观念的再启蒙，到1989年以前大家形成的一个话语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种暴力的大革命要有一个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告别红色革命、暴力革命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扭曲。因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悄悄兴起一个思潮，既有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等以往革命传统的告别，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改革还是革命。
李氏“告别革命”的话语是借着对传统历史革命的否定来抽空当下的革命危机，抽空这个危机底下人们对革命的讨论。
因为李氏革命话语在形式上跟我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最接近，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一家，我不断地重复讲不是一家。我不得不出来说我跟李氏告别革命是两回事，我要告别的是历史上的革命。
但对当下这个状况，我主观上认为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怎么办？那就是既没有改革也没有革命，这个状况就延续下去。这不是不可能。民众的底线没有到，继续拖下去，我们被拖掉了一代，再拖一代两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由于信息化，信息的平面流通、横向流通越来越快，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空间越来越小。革命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矗立在你的面前，你不正视也得 正视。在这种时候，知识界应该承担对革命话语的辨析，而不是笼而统之，说我们告别革命或者我们拥抱革命，这两种都是很危险的。
如果不改革我们可能遭遇一种危机，而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提不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拥抱革命同样危险，不分青红皂白地拥抱革命，最后肯定 拥抱一场大革命。这时候要仔细辨析，革命是不是就只有一种，是不是有多种，人们可以在革命话语当中做某种选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提出小革命1.0，中 革命2.0，大革命3.0的细分的一个说法，供大家思考。
1.0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就是改变旧制度，改变统治集团。用鲁迅的话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大王旗底下社会是什么状况呢？就像邓小平曾经说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这叫1.0的小革命：仅仅政治领域发生动荡，不波及社会。
2.0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那就是经济上的诉求，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全部付诸革命手段来解决，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工厂，分商店。
3.0大革命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与所有传统彻底决裂，塑造新人，铲除旧人，改造人性。
我最近知道一个新的情况，最早把托克维尔的革命和改革之间危险的关系引进中南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有一篇文章就介绍了 托克维尔的观点，那时候他的汉译本还没有出现，海内有识之士立刻注意到这篇文章，而且复印下来送给高层领导看。高层里面有些人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明 白，革命是要区分的，要警惕的是哪一种，要告别的是哪一种。
我认为革命不可能像李泽厚的主观愿望一样，你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
我提出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革命当中有哪些是我们要准备面对的，有哪些是我们事先要说清楚，一定要防范，一定要警惕的。
朱学勤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著有《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帝国往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

China-EU School of Law (CESL, Beijing) in Trademark Dispute with Hambur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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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EU School of Law (CESL) is a rising star in China’s legal education. Located in Beijing, CESL is the only law school to be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under the “Sino-foreign Schools Agreement.” It bears the hope of reforming China’s legal education. However, a recent trademark dispute reveals many problems betwee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UPL) and Hamburg University, the partner school from EU.

The acting Chinese Dean, Professor Fang Liufang, recently issu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tate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CESL’s English Name

In the year prior to the China-EU School of Law’s establishment, all relevant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Financing Agreement between EU and P.R.China, the Grant Contract between EU and University of Hamburg  (UHH) and the EU Guidelines for Grant Applicants Responding to the Call for Proposals 2007 universally used “Europe-China School of Law” a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roject’s Chinese name “中欧法学院”. Even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the applic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Sino-foreign Jointly Operated School, two parties of School Agreement, namely UHH and CUPL, used the English name Europe-China School of Law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In June 2008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questioned why the name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was different in Chinese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and in English (Europe-China School of Law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UPL therefore communicated with UHH on the issue of amending the English name. The Dean of the UHH Faculty of Law, wrote a letter on August 1, 2008 to the President of CUPL stating that as the EU did not have any objections, he w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quirement that the English name be changed to the China-EU School of Law. When agreements between contractual parties change over time, earlier agreements are superseded by any subsequent agreements.

Ministry of Education documentation approved the CESL name as the China-EU School of Law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on September 17, 2008, and the EU did not raise any objections. After CESL was established, “China-EU School of Law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as always been CESL’s full name, CESL is only an acronym. The two partners have never disagreed about this point. In order to prevent unauthorised usage of the CESL name, the full name and logo always appear on all publicity material and the website.

Currently the CESL name is experienced to the following infringements:

1. In July 2012, someone has registered the CESL English name, Chinese name and logo with The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Registr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OHIM) with the Faculty of Law at University of Hamburg listed as the sole owner,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CUPL http://trademark.markify.com/trademark-representative/ctm/christian+gahrmann/59881.

2. Someone has registered CESL’s English name with the University Directory as the “China-EU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Hamburg”, without CUPL’s permission http://www.university-directory.eu/China/China-EU-School-of-Law–University-of-Hamburg.html#.UMbWQFKUfSg.

3. Someone has used the CESL English name on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website without authorisation from CUPL and obscured the words “at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from the logo, misleading people into believing that CESL is a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http://www.uni-hamburg.de/Studium/CESL_e.html.

4. Someone produced show board at the 2012 Europe Day using the CESL name without CUPL’s authorisation. This board stated in the location section that CESL is only “hosted” by CUPL, and moreover designate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Implementing Agency”.

5. Someone used the CESL name to publicise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led China-EU School of Law” (last visit: December 10,2012, and the original webpage was deleted quietly), this advertisement made an undisguised attempt to portray CESL as a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6. Someone changed the name of the “China-EU School of Law at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ummer School” to the Summer School am Europa-Kolleg Hamburg and publicised it on the “Hamburg Liaison Office Shanghai” website contrary to the facts and without authorisation from CUPL http://www.hamburgshanghai.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55&Itemid=3419_Summer School am Europa-Kolleg Hamburg_cn.

The above actions were taken by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Consortium Office. After CESL was established,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recruited a full-time marketing and fundraising manager, who started to describe CESL as a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and who took erasing the fact that CESL is a part of CUPL as the main part of his mission.

In order to obstruct the infringement against CESL’s name and trade mark, CESL will take all legal measures including raising law suit internationally against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 and individuals. 

Professor Fang Liufang
Chinese Dean and Executive Principal
China-EU School of Law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